3、关于恋爱的悲剧

阿Q的恋爱悲剧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宿命！

既然控制现在，就得控制生命的当下记忆与未来期许，那就是说要控制人的生命欲求。而一个人的生命欲求就本能而言，当是性的渴求。性意识作为一种纯粹私人性的隐秘意愿是个体生命中最不安分的也最不易控制的部分。权力对人的控制即使进入对人的身体领域的控制但如果不深入到性意识领域，迟早会遭到性意识所激发的生命力的颠覆。这样，权力对身体控制的关键，只能是对生殖器的控制。唯有控制了人的生殖器，唯有控制了人的性意识，人才可以将一切能量全部用来为权力服务，在为权力的服务中获取生命的快感。

阿Q这一生最大的胜利来自尼姑，最大的溃败也同样来自尼姑。在尼姑身上，他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胜利者，而且获得了胜利者应得的掌声与欢呼。但是，也正是在尼姑身上，阿Q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因为尼姑唤醒了阿Q的性意识，尼姑使阿Q充满了对性的渴求和由此渴求生发的痛苦煎熬。可以理解，阿Q的性意识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生物本能，而是打上了历史理性与暴力威权的浓重烙印。他的不能遏制的对女人的渴求固然有着生命本能的驱动，但更多的是历史理性的驱使：生儿育女以进入历史书写链！

当然，历史理性在这一点上又一次显示了历史的吊诡，此一吊诡有二。其一，阿Q的性对象是被牢牢控制着的，这种控制既有对女性生殖器的重重遮蔽，更有对女性的妖魔化。也就是说，通过将女性的非人化，使性主体也遭到了非人化。正是在对性的双方的非人化过程中，历史理性抹杀了个体生命性的正当性。对性的正当性的渴求变成奇耻大辱，牢牢的烙印在个体生命心空，使个体生命的生命能量在权力的掌控之中逐渐驯化，直到完全为其所用。

其二，尽管生儿育女在历史理性的教化下僭越了性本能的快感欲求上升为性意识的主体内容，但即使是生儿育女这一最普通的生命行为也还是要得到权力的检验，生命才可以享有此一资格。而权力的检验是通过对女性性意识的检验达到的。如果女性性意识符合历史理性，如果女性生殖器心甘情愿的接受权力的支配，阿Q的愿望自然得不到满足；如果女性性意识与生殖器不服膺于历史理性的威权统治，阿Q们则将遭受更可怕的灭顶之灾。此一奥妙就在于，阿Q们对性的欲求即使是停留在生儿育女的层面也是对权力主体的冒犯，原因很简单，女性是权力的私有财产，权力主体的统治地位实质上就是通过对女性生殖器享有权的垄断来显示的。阿Q们生儿育女的愿望本身就是对权力主体的冒犯：阿Q们没有资格进入历史书写链！

历史理性既鼓励阿Q们萌生生儿育女的愿望却又控制其性活动，目的在于彻底毁灭阿Q们的性意识，在性意识彻底泯灭后，阿Q们就成为了纯粹的干活机器，完全为权力所奴役。而阿Q的性对象们，无论是吴妈还是其他什么女人，自然就只能是权力的享用品了。

4、关于革命与结局

阿Q对革命的欲求几乎是一瞬间爆发的。在此之前，他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但这并不奇怪，无论是诅咒革命还是投降革命，阿Q的想法其实无一不符合历史理性！

阿Q的确是一个天才，他洞悉了历史理性的奥秘：历史理性其实并不害怕革命，那原因就在于革命不过是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不过是一切世俗利益的再分配，根本就一点也不妨碍历史理性的权力主体地位。而且，历史理性总是会让一切所谓革命变为其寻找新的合适的权力代理人的活动。阿Q迅速的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第一个在未庄爆发了对革命的要求。也正是在对革命的投降过程中，他的一切欲望都苏醒过来：权力、财富、女人。土谷祠的狂想彻底暴露了革命的世俗面目，也彻底显现了历史理性的稳如磐石！

然而，阿Q始料不及的是，他其实只能想像革命，却并不能实践革命，因为他没有革命权力！

这就是历史理性设置的悖论：在中国，革命也是要资格的！历史理性对等级意识与暴力威权的诉求使阿Q们彻底丧失了改变自己处境的革命资格。原因很简单，在历史理性对革命者的检验之中，阿Q没有任何资格：他既没有权势也没有财富，更没有暴力，他怎么可以有资格进入革命者的队伍呢？阿Q被挡在革命之外彻底暴露了中国式革命的暴虐与世俗本性，也彻底暴露了革命其实是对历史理性的更为隐秘的捍卫和坚守。革命无论进行得如何惨烈，胜利者只有一个：历史理性！革命结局无论如何，一统山河的也只能是历史理性。所以，革命之后，一切都没有什么两样。鲁迅这样表述到：“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什么大异样。”这样的语言中蕴含的冷漠与悲凉是难以言说的，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也正是在此意义是，阿Q以自己的大团圆完成了历史理性大团圆的心愿。以自己对笔和纸的诚惶诚恐确证了历史理性及其书写法则万世一统永不溃败的绝望真相。也最终证明了历史理性对个体生命的扼杀，最后还得落实到历史的书写行为之上。也就是说，一切显形的暴力与权力最终还得依靠历史书写的隐晦暴力才能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