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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娘习《诗》的反理学意义(2)

2009-05-26 12:15
来源:一元一国学网 作者:刘冬颖
汤显祖是在生命本体意义上去表现人的情欲的,所以,这表现也就具有了哲学意味。《牡丹亭》直接提出“情”作为创作的根本,并有意地把“情”与“理

汤显祖是在生命本体意义上去表现人的情欲的,所以,这表现也就具有了哲学意味。《牡丹亭》直接提出“情”作为创作的根本,并有意地把“情”与“理”对立了起来,但这个“情”没有局限于男女爱情,它虽以还魂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却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在《写真》出中,杜丽娘把梦中幽会的事告诉春香,春香先是吃惊,接着表示感叹:“怎的有这等方便呵!”杜丽娘不只是为柳生而还魂再世的,它所不自觉地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个性解放世界的呼唤。明末至清,《牡丹亭》一直被列为闺阁禁书,才女冯小青即看了《牡丹亭》之后,写下一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自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十七岁就恹恹病死了。看来,《牡丹亭》已基本上等同于少女追求情爱的教科书了。

 二、杜丽娘解《关雎》

与明代的反理学思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诗经》三百篇,历来就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而是充满“诗教”色彩的文字。《关雎》为《诗经》三百篇之首,在《诗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传世《毛诗》中的《大序》正是对《关雎》一诗而发起的对诗歌作用的系统评论,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诗教”思想。《关雎》一诗在《诗经》学史上歧义颇多,或解为“后妃之德”的最佳载体,或认为是情感最率真的表达,这两种对立的解释方式在《牡丹亭》中都有所体现。汤显祖在第七出《闺塾》中设计了一段陈最良教杜丽娘解《毛诗·关雎》的戏:

(末)昨日上的《毛诗》,可温习?(旦)温习了。则待讲解。(末)你念来。(旦念书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末)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贴)怎样声儿?(末作鸠声)(贴学鸠声诨介)(末)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贴)是了。不是昨日是前日,不是今年是去年,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被小姐放去,一去去在何知州家。(末)胡说,这是兴。(贴)兴个甚的那?(末)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贴)为甚好好的求他?(末)多嘴哩。(旦)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衍一番。

这段舞台上的课堂问答,借戏剧化的手法,对传统《诗经》学作了尽情的嘲笑。

《论语·八佾》中,孔子评《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第十简评《关雎》为“怡”,都是因为其诗乐能“以色喻于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汉代的《毛诗序》将孔子伦理道德说《诗》的思想进一步政治化了:“《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朱熹《诗集传》则更将其解释具体化:“雎鸠……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又说:“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甚至还推测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于是,“君子”成了文王,“淑女”成了大姒,作者成了宫中之人,诗旨成了对大姒美德的颂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儒学的不断发展与转型中,《关雎》诗具有了非常广泛的风化天下的道德意义。杜宝指定《诗经》为教材、陈最良严格遵守传统经义的讲解,都说明了这种解释方式在明代的影响力。

《诗经·关雎》的内容,杜丽娘本来读得懂,她向先生求教,是希望能得到更深的理解,陈最良却将这首爱情诗解释为是赞美后妃“不嫉妒”的美德。随后,他又举《诗经》中的众多诗歌,说《诗经》是赞美女子美德,教化社会风气的。他依注释解释“窈窕淑女”为“闲静女子”,说“君子好逑”是“有那等君子来好好的求他”。当春香问他“为甚好好的求他?”,他无法解释,只好用“多嘴”来叱责春香以掩饰自己的尴尬。这种经学化的《诗经》解说是杜丽娘不能接受的,她用“这经文偌多”一句,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先生解释的不满。第九出《肃苑》借春香之口道出了杜丽娘读《关雎》的感慨:“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她因此心生烦闷而去游园,又在“惊梦”后相思成疾,并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关雎》诗的爱情含义,因爱相思至死,又因爱死而复生!陈最良教授《关雎》诗的目的是为了拘束杜丽娘的身心,反而开启了她的心灵之锁,唤醒了她的青春热情,这对传统经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明代的戴君恩《读风臆评》评《关雎》为:“诗之妙全在翻空见奇,此诗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尽了,却翻出未得时一段,写个牢骚忧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时一段,写个欢欣鼓舞的光景,无非描写‘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认做实境,便是梦中说梦。局阵妙绝,分明指点后人作赋法。”⑧“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也认为“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⑨这些议论都强调了《诗经》描画真实性情的难能可贵。这种《诗》学观在明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剧中汤显祖借杜丽娘之口也表述了自己的《诗》学观:“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第九出《肃苑》)进而感叹“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第十二出《寻梦》)。这一在儒家眼中传达圣贤教义的名篇,杜丽娘居然读出了这样的感受,不能不说是青春热血的本能激发。汤显祖把杜丽娘的“情”设计成没有对象的萌生,无非寄托着这样的寓意:情是人与生俱来的,不是“天理”所能消灭的,因而理学对人性的束缚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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