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而始盛的科举制度，到了明代演变成为八股取士，专取《四书》及《五经》命题试士。杨晋龙根据《明代登科录汇编》二十五次考试的资料统计，认为明代至迟在成化五年以后，选择《诗经》应举的人数，一直高居诸经之首⑩。经学为科举所用，逐渐走向更加形式主义的道路。《诗经》既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各式各样的《诗经》读本，有训蒙用书、汇编、摘编、抄撮等等，都是为科举考试的需要而编写的科场用书。明代《诗经》研究的专著有600余部，比迄今所知的自汉至元一千五百多年间《诗经》专著的总和还要多；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清代到民国的《诗经》专著，总计也不到五百种。在《闺塾》一出中，陈最良这样评价“六经”之一的《诗经》：“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充分体现了传统《诗经》学在明代的影响力。而“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在《牡丹亭》中也有很多体现。剧中的杜丽娘生于名门宦族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管束，甚至连家中有一座大花园都不知道。她身为大家闺秀，举止行为皆有尺度，在老师面前从不以小姐的身份自居，始终把陈最良当作长者、老师尊重。早晨进学堂见到先生，她先向先生道“万福”，对于自己的迟到，她诚心地向先生陪罪说：“以后不敢了。”杜丽娘的一言一行，说明她是一个举止端庄的人，这与她的出身、地位，她在家中所受的教育是一致的。她在梦中和死后主动与柳生幽会，但复活之后马上矜持起来。在第三十六出《婚走》中，柳梦梅三番五次托石道姑劝杜丽娘与她成亲，她却说：“这事还早。扬州问过了老相公、老夫人，请个媒人方好。”其理由是：“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可见在现实世界中，她必须面对情与理的煎熬，惟一的选择就是安守礼教。

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明代戏曲的风化味极为浓重，“三纲五常”的说教充斥着诸如《五伦全备记》、《义侠记》等剧作。从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可以看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对汤显祖影响很大，他所强调的情不是滥情。他重情，但不废礼，而是要名教符合人情。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汤显祖说戏曲能使“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这表达了他对戏剧功能的认识：戏剧应为完善三纲五常服务，但要以艺术化的形式来疏导人情，即寓教于情！因为戏曲是抒情的，能够以情动人，使观众移情易性，敦化风俗。这与他曾任南京礼部主事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在原话本中，杜宝听说女儿还魂成亲的消息喜出望外，而在《牡丹亭》里，柳梦梅已中状元，将奉旨与还魂的丽娘正式完婚，杜宝仍拒不认其女，还吊打状元郎。汤显祖这一改动使情与理的冲突更加尖锐化，他努力寻找现实秩序规范对至情的支持，却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痛苦。最后大团圆的结局还是仰仗万岁爷一诏的力量，是以更大更有权威的“礼”成全了“情”。所以，尽管杜丽娘的“至情”锋芒毕露，却并未超出传统的伦理秩序，她一方面在虚幻的世界里任自己情流飞泄，一方面在现实中知书识礼、老成持重，要想获得自我身心的完全解放，就只能是在梦里或死后。但毕竟《牡丹亭》中由“情”迸发的火焰照亮了被理学禁锢的世界，千百年来一直闪耀着美丽璀璨的光辉。

注释：

①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5页。

②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0页，第1127页。

③本文中的《牡丹亭》引文，皆出于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④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第一卷，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⑤⑥丁保福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5页，第1137页。

⑦冯梦龙：《情史》，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页。

⑧戴君恩：《读风臆评》，国家图书馆馆藏明万历朱墨套印刻本，第2页。

⑨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4页。

⑩杨晋龙：《明代诗经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7年博士论文，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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