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塾》一出，后称“春香闹学”，这一“闹”字，恰切地描画出了这出戏的诙谐情节和喜剧气氛。春香天真、顽皮、泼辣，很少礼教的束缚，与杜丽娘相比，更富于反抗精神。她是杜丽娘的伴读，本不是无知无识之人，对《诗经》、对典故也并非一窍不通，却故意做出无知的样子，抓住陈最良的空子，捉弄他的迂腐。陈最良解释《关雎》，说“关关”是鸟叫声，她捉弄陈最良，让陈最良学鸟叫，自己故意模仿，取笑他；她利用字的谐音曲解“在河之洲”的意思，说是小姐家养的斑鸠，被小姐放出去，飞到“何知州”家。春香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其挑战礼教的性格显示，她对杜丽娘的心思十分了解，知道“这病便是‘君子好逑’上来的”（第十八出《诊祟》）。像《关雎》这样的爱情诗篇，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例。陈最良给小姐看病，声称“《毛诗》病用《毛诗》去医”（第十八出《诊祟》），也同样了解杜丽娘的病因，并了解怎样治杜丽娘的心病。陈最良对当时流行的“情性”解《诗》思潮是了解的，并且知晓青年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与传统背离的歧义，所以他才用同样是表达男女之爱，但言“情”更加直接的《召南·摽有梅》和《郑风·风雨》来给杜丽娘做药方。剧中他还说：“俺看小姐一肚子火，你可抹净一个大马桶，待我用栀子仁、当归，泻下他火来。这也是依方：‘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第十八出《诊祟》）“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出于《周南·汉广》，讲的是准备女孩出嫁前迎亲的马车。陈最良把“归”解成当归，将“马”解成“马桶”。他故意拿《诗经》来打趣，倒不失为一场离经叛道的玩笑，其中也蕴涵着陈最良对两种解《诗》方式冲突的无奈。在原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中并没有陈最良其人，只提到了一句：“杜府尹到任半载，请个教读，于府中教姐弟读书。”没有具体姓名，也没有与之相关的故事情节。陈最良这个人物完全是汤显祖为表达理学与反理学思潮冲突而创造出来的。他并不只是个简单的腐儒，而是触动杜丽娘追求真挚爱情的关键，他为杜丽娘讲解《关雎》这个重要情节放在游园惊梦之前，这就给杜丽娘的青春觉醒增添了人文色彩。

三、“温柔敦厚”与《牡丹亭》 　　

中的理性精神《诗经》自产生之日起，就和礼、乐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伦理纲常的一部分。《礼记·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温柔敦厚”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即运用“温柔敦厚”对社会进行礼义方面的规范。“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诗》学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文艺思想也相应地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上。《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的本是古代先民的歌唱，但在历代注疏的解读下已变得越来越神圣和深奥，被赋予了经的地位，甚至对它的解读已构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诗经》学”。《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讲授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陈最良引用孔子的话，说《诗经》“思无邪”，表达的是纯正的思想。这正是汉代以来《诗经》学的延续，是“礼教”解《诗》的集中体现。第五出中杜宝与陈最良商量杜小姐的教育问题时说：“《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杜宝自命为杜甫后代，其对《诗经》精神的理解与陈最良如出一辙。正是因为想让杜丽娘具备“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杜宝才把《诗经》选为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