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的女性世界里，有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群体，即三宫皇后、六宫嫔妃、彩女宫娥这些被“圈养”在深宫的人。说是“圈养”，因为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比不了村妇，等级越高，身份越显贵，就越是得以身作则得按条例规范行事。更  令人惶恐的是直接面对统治者，分为三宫六院，宫娥们看主子的脸色，妃嫔皇后看更大的主子——皇帝的脸色，稍有不慎，打骂，失宠，冷宫，凌迟……如同羔羊。

第三十回，黄袍怪假作斯文样入宫，至夜深服侍他一人的尚有十八个宫女，等他现形吃人，那就更惨了。文中写到：

“（黄袍怪）伸开簸箕大手，把一个弹琵琶的女子抓将过来，圪咋的把头咬下一口。吓得那十七个宫娥没命的前后乱跑乱藏。”

接下来又简写宫女悚惧的样子，而躲出去的人“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惊驾，都躲在那短墙檐下，战战兢兢不题”，惊了驾的后果便如同向黄袍怪投怀送抱，可怜宫娥左右惶恐。

第六十九回提到朱紫国有三宫六院嫔妃，还有彩女三千，姻娇八百，这“三千”“八百”是虚数，但数目总不会少。然而那国王只看顾金圣娘娘，一如比丘国（小子城）国王，“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 （P647），迷恋美后，其他妃嫔只如打入冷宫一般，也使得国王无心问政，国是不安。

在讲唐太宗游地府的那一章里胆战心惊、齐哭、举哀，全为一个皇帝。太宗还魂后，放老幼宫女三千，赦天下。此时此刻的宫女是意外的幸运，因为小说里的太宗要修功德，这其实是作者对自己喜爱的皇帝的仁义化，提到的其他国王大都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信条的践行者。

作者写道的宫中女性诸事，我相信，最终和最初是为讽刺君王时政等目的服务，但写作过程中对不幸宫女产生了同情，所以才会有些许诗词的描述。有唐诗一首：“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P216）个中凄凉，宫女体会最深，这首《行宫》诗是被选入宫女子命运的最好注脚。

现在，可以为吴承恩的女性观做如下概括：命运不幸的同情，以色事人的批判，老幼无能的忽视，有违妇道的教育惩处。不可避免作者有绝对认同三从四德等观念的局限性，但对众女主动追求异性的大胆行为的屡次描写无疑具有冲击封建那摧残女性偏责女性的禁欲主义的意义，即使无能为力的守在礼数规范的底线上，还是让我们在他对待女性的态度里找到了闪光点。作者产生如是女性观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这将在下面提到。

四．古今女性地位简述

《西游记》中丰富的女性影像促使我们进行文化反思。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地位地下，受到社会歧视。政治历来被认为是男人的事，女子与政治绝缘，经济上以男子养家糊口为主，女子被限制在内庭里。“据《明会典》，男人自亲王至庶人，皆有权娶妾；而妻妾不得有二夫，违者以奸论。历代律例还规定，夫可按七出之条休妻，而妻不得弃夫” [16]（P15）男人娶妾更多的原因是传宗接代，她们被当作生殖的机器，女性的权利被剥夺殆尽。女子生来被当作赔钱货，长大后也是泼出去的水。重男轻女和无后为大的观念压迫着女子，无后的原因总在女方，而万一生下女儿来，或被买卖被抛弃，或从此深居闺阁，被努力培养成裹着小脚的淑女。《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学《诗》三年还不知自家有后花园，其父杜宝在如何教育女儿时曾考虑：“《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她是个女儿” [17]（P21），对她是女儿身的不快和对女子的弱视全体现出来了 。

到了明朝中叶，情况有了转变。大量白话短篇小说对女性显示出与往昔相比少有的关注和同情，一些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新思想新观念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题材小说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中的三巧因与人偷情被蒋兴哥休弃。三巧返家后羞愧的想自杀，其母竟劝她趁年轻改嫁，这样的母亲真是少见。而后蒋兴哥吃了官司，是已成了知县夫人的三巧为他求情消了灾。知县了解二人仍有旧情后，便主动退出，使二人破镜重圆。作者不去谴责三巧的不贞，反倒认为她可被原谅，还赞美二人深厚的爱情，这种重爱情而轻贞节的视角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爱情观念和生活追求。《二刻拍案惊奇》里更专有一段话为女子呐喊：“却又有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在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作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18]（P591）这些新观念的出现好似西方启蒙思想解放，在明代，则直接源于心学程朱理学的冲击所带来的个性解放。禁锢人们思想的理学控制力的下降，文化的松动，政治的松弛，市民文学的壮大，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无不催动着人们思想的变迁。于是《西游记》种种新思想、令人“大奇”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摆脱横亘中国历史千年的伦理纲常桎梏谈何容易，对女性的同情甚至质变不成对女性的正视，当然更不会有李汝珍的女儿国里让男子粉饰女装行女权制的那种淋漓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