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笔，有点儿貌像“活笔”、“侧笔”，但也不一样。这确实需要多费些笔墨申解，因为若欲懂得中国文学艺术，忽视这些是不行的。

“活笔”是针对“死笔”而言，“侧笔”是针对“正笔”而言的。死笔者，就是要说山只合用“山”字，连个“远岫”、“遥岑”都不会用的。“正笔”者，如要说树高，则一只会说“这棵大树长得真高”，而不知道还可以改说蔽日参天，拿云攫月；也不能构想一句“登到三层楼上仰望，还看不到那顶枝伸到何处”。所以活与侧，只是“一样话，百样说”的方式问题，而不涉于涵义的单复的实指问题。“复笔”与此，即不雷同了。这仍然可以回到已举的比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貌似双面，实为一边：只为度陈仓，修栈道是烟幕而已。但“手挥五弦，目送归鸿”则与此大异：“弹琴的高士并非一心只看大雁，手中弹奏只是漠不经心”，不是的，他是曲音与意想两面都“到”的，都高妙超逸为常俗所难及的。正如钟子期听俞伯牙弹琴，深知其巍巍乎洋洋乎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并非是说弹出的每个音阶就都在“说”高山或流水，更不是说他弹的连个曲调也没有或也不是。并非此义。盖即使不深明其志之所在，只听那琴音，它还是自为曲调，美音可赏的。这似乎更接近于“写此而注彼”的本旨。这确乎是一种用笔的妙手，也是文心的奇境。但世上有了俞伯牙，就有个钟子期。有了个曹雪芹，就有个戚蓼生。倘非钟、戚，俞、曹势必千载之下亦无知者。所以这又不是什么概叹“士”与“知己”的有无离合，而是要说明在中华这方大地上孕育产生的文学艺术，其自身特色是不在表皮上“浮”着的，一眼可以“看到底”的浅薄的不禁咀含的东西；它深厚有味，往往需要领悟到几个层次。中国的诗，乐，书，画，莫不如是。

雪芹在第二十四回中写了卜世仁与倪二的一段故事，毫无疑问，在“这儿”是为了写贾芸谋求在荣府的一个差使而遭到的“炎凉世态”(书的开头交代过，《石头记》要写的乃是“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部小说)，他本人的聪明精干，茹苦孝亲，以及荣府的权威势利。可是，人们只看到“这儿”，总难想到：写这个是为了后半部中荣府事败，贾芸为了搭救凤姐与宝玉于惨境，曾大大得力于醉金刚倪二等这些心性义侠的“市井”小人物——所谓“注彼”者，那“彼”都在后面呢，全出读者斯时只见他“写此”的一切想象之外!

又如仍以贾芸为例。也在第二十四回，他以宝玉的戏言为机缘，趁假装真，“认”了“父亲”，因此还得到宝玉的一句话，说他可到园中去看宝玉，以便谈会，戒其勿与一般下流俗人相近。贾芸因此到外书房求见等候，第一次“失败”了——却认识了红玉(小红)。第二次成功了，进入怡红院，得到宝玉的接待，袭人亲自奉茶，目击屋室之精美绝伦，宝玉之尊贵娇养。这在全书，一个园外男性，能被“写进”怡红院，除了医生大夫，绝无此事。这真是一个极触目的特例!费了很大事，倒是写到“入院”了，然而却又没有什么真“内容”，不过谈说谁家的丫鬟好，戏子好……，不久，宝玉就有倦色，机伶的芸哥儿就起身作辞了……

这都为了什么?这究竟是否闲文赘笔——甚至是“败笔”?我们应如何理解与赏会雪芹的文心匠意？

第一，在“这儿”，是自从贾政视察(今之“验收”是也)园子工程之后，此方是第一次实写怡红院——贾政看到的，止是个“房框子”死物，贾芸见的才是“生活”真相。写恰红院，从一个“外来人”目中意中下笔，正如写凤姐所居，也是从一个外来人(刘姥姥)目中意中下笔是同一机抒，同一用意。看“这儿”，已是目眩神迷，如入天宫仙府，令人惊叹——倒不一定就是“羡慕”。但雪芹的这“写此”，却是为了后文的“注彼”，迨到宝玉落难，贫困至极，无衣食，无宿处(传闻是住在打更的更夫或叫花子的“鸡毛房”)，是为了写贾芸那时去救宝玉时，目中所见，心中所想，是与他到达怡红院时形成怎样的口不能言、目不忍睹的对比!

因提贾芸，还有第三例可举。

第三十六回，书到“四九”之数，是《红楼》艺术的一大节奏点，从此才展开了“诗格局”的结构脉络。诗社的主要起因人物有二：一是探春起意，二是贾芸启题，这才构成的海棠诗社。海棠是全书一大主题者由此点醒。而海棠由何而来?却又是贾芸。忽然送来孝敬宝玉的。为什么不是别人送花来?送花为什么非送海棠不可?笔笔寓有深意，亦即处处还是写此而注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