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

　　事情很清楚：刘备要么坐守荆州，不再进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则将从西、北两个方向对荆州形成钳形攻势，那对刘备集团将是大大不利。所以刘备采纳了庞统的意见。当他率兵入蜀，初会刘璋时，庞统、法正劝他在宴席上杀掉刘璋，一举夺取益州；刘备拒绝道：“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⑥此后一面敷衍刘璋，不去攻打张鲁；一面“广施恩惠，以收民心”。但他并未忘记夺取益州的目标，次年便以刘璋资助兵马粮草不足为借口，擒斩杨怀高沛，袭取涪城。而在益州真正夺到手时，面对刘璋这位软弱无能而心地还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刘备不可能毫无内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第65回）这正反映了政治领袖人物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常有的矛盾心态。为了争取人心，他们可以爱民，可以敬贤，却不可能对竞争对手处处“长厚”。这里无法完全避免诈伪，但如果一概斥为“诈伪”，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义》对刘备爱民的描写，确有过头失真之处。如第41回写刘备携民渡江，见百姓扶老携幼，哭声不绝，刘备不禁大恸，这是合乎情理的，与他后来甘冒生命危险也不抛弃百姓的行为是一致的。但作品紧接着写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这就太过头了，反而显得不真实。作者一心想美化刘备，但夸张过分，却反而造成了“似伪”的不良效果。这是《演义》中的败笔之一。在中国小说史上，对理想人物过分美化，结果欲益反损，弄巧成拙的教训，这算是较早的一例。

　　其三，《演义》第42回写赵云将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刘备手中，“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后人对此时有讥刺，民间甚至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俗语，似乎这也是诈伪。诚然，在常态下，政治人物都把自己的儿子视为心肝宝贝，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兵微将寡之时，生死未卜之际，在兵败如山倒的危急关头，在古代那些以争夺天下为最高目标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关乎事业成败的心腹大将有时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明确记载，在遭受当阳之败时，“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演义》的描写，可以说是这一史实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观念有异，乱世英雄与普通百姓的选择不同；何况《演义》写的是刘备激动时冲口而出之言，从中可见对赵云的感激和抚慰，而非真要抛弃阿斗。对此不宜作简单化的负面理解。

　　其四，对于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之举，《演义》第85回在史实的基础上，写得颇为动情。我在前面已经对史实作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如果把这视为“诈伪”，不仅没有历史依据，而且没有小说情节的依据，也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这样不仅无端地贬低了刘备，而且也损害了诸葛亮的形象，我认为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