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贤礼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长，如重用诸葛亮、庞统、法正，当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对此不必多论；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深受诸葛亮赏识；刘备临终前却特别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蜀书•马谡传》）后来马谡虽曾在诸葛亮南征时出过“攻心为上”的好主意，但他刚愎自用，丢失街亭，使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却证明了刘备的先见之明。至于像魏延这样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的人才，刘备用其长而避其短，大胆委以镇守汉中的重任，更是极具洞察力之举，非明君不能为。在这方面，就连素有“知人善任”美誉的诸葛亮似乎也略逊一筹①。

　　作为“枭雄”，史书记载也不少。所谓“枭雄”，意思是“骁悍雄杰的人物”。刘备出身于早已败落的远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没有曹操、袁绍那样显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为“赘阉遗丑”，虽然家庭名声不及袁绍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权势，又家资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进入仕途），也没有孙权那样继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盘，几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乱，群雄并立之时开创江山，没有几分骁悍之气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上，“枭雄”恰恰是刘备的一大特色，成为当时许多人对他的定评。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刚去世，鲁肃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便称刘备为“天下枭雄”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建安十四年（209），当刘备至京城见孙权时，周瑜曾上书孙权，亦称刘备为“枭雄”，主张将其扣留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次年，周瑜卒，临终前上书孙权，又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这种骁悍之气，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冒险精神。刘备从登上政治舞台之初，便经常亲冒矢石，不避艰险。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轻，他动辄“力战有功”，“数有战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固属必然；赤壁之战时，面对生死存亡之机，他“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韦昭《吴书》），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争夺汉中之役，他已五十九岁，手下兵多将广，但在“矢下如雨”之际，仍亲当矢石，奋勇向前（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注），便可见其冒险精神，至老弥笃了。彭羕背后发牢骚时称他为“老革”（犹言“老兵”），正是反映了这一特点。二是机变权略。建安元年（196），兵败投奔他的吕布趁他与袁术相攻之机，袭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吕布求和，屯驻小沛，可谓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吕布被擒杀后，他随曹操至许都，可谓暂栖虎穴。建安四年（199），与曹操对食论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饰震惊之情，可谓随机应变。随后以截击袁术为名，离开许都，从此摆脱曹操控制，可谓见机而作。凡此，均可见其机变权略。三是坚忍不拔。在汉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刘备屡遭挫败，有时甚至败得很惨；但他从不灰心丧气，而是败而不馁，折而不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每每转危为安，终于在诸葛亮的辅佐下，抓住历史机遇，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时候、某种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杀张裕之事。张裕原为刘璋从事，刘备入蜀与刘璋相会时，曾与张裕互相嘲弄，裕因刘备无须，戏称其为“潞涿君”（谐“露啄君”之音）。刘备因其不逊，积怒在心。后因张裕私下对人说：“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这确是大为犯忌之言，刘备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诛之。诸葛亮上表询问为何要将张裕处死，刘备答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三国志•蜀书•周群传》附《张裕传》）这就有些强词夺理了。尽管这种霸道行径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刘备毕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专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