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

        作品具有强烈的反理学思想。主人公声称，除四书以外，别的书都应该焚了。薛宝钗说他把朱子也看虚了。所以四书之外的书，主要指朱熹的著作。因此，要理解作品的民族主义，必须理解反理学与反清的关系。

        反朱子理学，在当时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如谢济世曾注大学，雍正七年以诽谤程朱罪迫害他。颜元批判程朱理学，自称是“冒死言之”。可见反朱子理学是要杀头的。而清初却发生了以批判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被顾炎武称为“拨乱反正”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

        一般认为，清初民主主义思想是明清之际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是，它为什么出现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清初，而不是出现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的康乾时期？为什么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为什么随着清初反清斗争转入低潮，清初的民主主义也随之成为过去？可见清初的民主主义仅仅用资本主义萌芽来解释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民族矛盾的激化来理解。

        清初民主主义思想家对程朱理学的猛烈抨击，是由救亡复国运动推动的。

        一方面，程朱理学空谈心性，是一种“误人才，败天下事”、亡国亡天下的学说。颜元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习斋年谱》卷下），明确地把程朱理学看作亡国的罪魁祸首。它“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颜元语），“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在民族危亡关头束手无策，对救亡复国毫无用处。

        与朱熹同时的思想家陈亮，为了实现抗金中兴的目标，就批判了程朱理学“低头拱手以谈性命”，对民族危机麻木不仁的学风。他指出：程朱理学偷窃佛教的学说，教人轻视事功，是中国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国胥为夷狄，安存转为沦亡而不能救”（《习学记言》卷五十）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了“务实”的口号，把“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认为“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就是英雄。可见颜元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学风的批判，与陈亮是一致的，具有强烈的救亡目的。

        由于程朱理学空谈误国，是导致民族危亡的原因之一，因此，清初爱国思想家对程朱理学痛恨之极，必欲除之而后快。清初反清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也从救亡复国的目的出发，提倡经世致用和“明道救世”，号召人们学习对救亡复国有用的知识，抛弃空谈心性的程朱理学，拯救民族危亡。

        另一方面，清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奉为正统，用“君为臣纲”等封建思想来禁锢人民的反抗意志，程朱理学成了维护清朝统治的思想工具。因此，清初反清的思想家对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为反清提供思想武器。

        例如黄宗羲的《原君》，揭露了皇帝的强盗本质，得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猛烈抨击“君为臣纲”思想，批判“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小儒”，称赞武王伐纣的精神，其目的是宣传反抗有理思想，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清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