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戊戌变法，就一定会提到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位于中山四路长兴里3号。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著名学堂。原为邱氏书室，是广东省邱氏子弟到省城应试的居住处。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开展政治活动，成为戊戌变法策源地。1892年，万木草堂迁至卫边街的邝氏宗祠（今广卫路附近）。1893年，因来学者众，遂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习惯上，人们将康有为在这三址所办的学堂统称为“万木草堂”。

　　康有为出身子书香门第，自少淹博旧籍，并读过一些家藏的西方书籍，从小就立有远大的志向。十九岁时师从当时名儒朱次琦于礼山草堂，苦读三年。后来历游香港、上海，接触到大量的西书，自称“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康南海自编年谱》）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他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变革，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革的思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春，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由于他以布衣上书的名气很大，致使当时正在学海堂书院读书的陈千秋、梁启超等人纷纷前来请益，并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愿为弟子。到了后来，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康有为便响应学生们的请求，开办草堂授课。

　　“万木森森一草堂”，就这样在必然的历史背景下（1891年）偶然地创建于地处广州的郊野书屋，前后开办了4年。这是脱离浮躁潜心钻研提升学问的境界，也是志士仁人启蒙思想、锐意改革、培养维新斗士的摇篮。

　　草堂陋室之中，康先生的学问和理念得到了休整和提升，对中外政治历史理学沿革作了深刻的探源，形成了一套新的讲学制度和形式。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当时的中国都极具前瞻性和反省的意义。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弟子，都成了当时最具有新思想的人，成为几年后在千百年来“囿于祖宗之法”的中国进行维新变法的领军人物。近现代著名文化人张元济写诗称誉道：“南洲讲学新开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万木草堂有较完备的设备。学生的饮食起居和学习用具皆有妥善安排，还有藏书较丰富的图书阅览室。开设的课程上下古今、中西兼顾、文理兼有。康有为每天在讲堂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在传授给学生们文化知识的同时，启发学生们同自己一道探求救国之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

　　万木草堂主要讲授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旁及西方国家历史、政治，也注重体育和音乐。万木草堂创办之初，康有为就主张“脱前人之窠臼，开独得之新理”。草堂的命名，就含有培植万木、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意思。1891年3月，康有为撰写了《长兴学记》作为万木草堂学规，以《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对学生施以德、智、体教育。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提倡厉节、慎独、主静、养心、检摄威仪、敦行孝梯、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其中的内容仍然没有脱离封建教育案臼，但他的目的则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从而发愤图强。在智育方面，当时万木草堂开设四种课程：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之学、宋明理学、泰西哲学等；经世之学，包括有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等；文字之学(词章之学)，包括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些课程，虽然还是以传统的学术为主干，但与当时专学八股、帖括词章的传统学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体育方面，除规定上体育课之外，康有为又将体育与习礼结合起来，寓体育于礼仪音乐之中，并举行兵操和射击练习。

　　想起当年万木草堂的嘻嚷与繁盛，那些忧国忧民的爱国书生在这里畅谈天下大事，讨论救国的方法，仿佛还历历在目。而今天的万木草堂，掩映在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院落，往日的繁华已逝，迎来的只是平静。

　　这不过是一个冷落多年的古旧书院，它当年有过的人气鼎盛言语犀利朗朗书声早已烟消云散，遭到刀光剑影之灾之后更是萎靡不振，大家早已忘记这里曾有过什么人、教过和读过什么书，从这里出去后居然做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惊天动地、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大事业。

　　再后来，它那颓败之状一直延伸至早些年。这书院似乎早已看透人生，不问世事，变成自食其力甘于淡泊专为关门服务的街道锁厂。这种落差极大的角色转换，就是时代歪歪扭扭走过的历程，这个过程一走就是100多年。直到人们意识到它的历史价值，它的精神意象、人文底蕴才得以认真研讨，对它的全新认识，才有了今天全新的发掘、恢复和包装的工程。

　　在喧嚣的城市中，万木草堂置身在无限生机勃勃的闹市之间，在现代的快节奏中保存着一份只属于它的安详，它见证着我们的城市，连接着过去、现在，延伸着将来。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