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是，库克曾经也是一艘运煤船的船长，但他航行在波逐浪涌的北海。我在想，库克当船长时，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上早已经有过无数的船长，为什么这些船长中没有产生出中国的“库克”？为什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是由“近邻”中国人而是由“远客”库克来发现？我想起梁启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却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大国？

 

面对一张中国地图，我发现这样一个相关问题：为什么从杭州到天津，整个中国北方的海岸线上，城市十分稀少，与京杭大运河沿线密集的城市带相比，中国东部的海岸城市寥如晨星，即使这几个晨星般的城市，也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租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为什么？

 

也许有专家会用地理因素来解释，比如中国的海岸，以钱塘江口为界，以北为泥沙海岸，以南为基岩海岸。基岩海岸水深、沙少容易建港口，由港口又可以发展为城市。泥沙海岸则相反。但许多事例否定了这一点，比如上海、天津……

 

我觉得这一切与大运河有关。从隋代以后中国的统治者利用大运河构筑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三角形核心区，历代的首都均在这个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繁华的城市在三条边上。运输问题通过运河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沿着海岸的海上运输被忽略了，或者没有发展的动力。在统治者看来，有大运河足矣。

 

因此我进行了这样一个推测：是大运河阻挡了中国人奔向大海的步伐，阻碍了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萌生和发展。中国人的意识中更多的是“运河意识”而不是“海洋意识”。

 

从扬州返回时，我选择了沿着大运河东面的海岸线走，我走过荒芜的海岸，也走过像日照、连云港、荣成、威海、东营这样朝气蓬勃的新兴城市。不知我的感觉对不对，我认为这些城市(城市带或城市群)早就应该出现在那里，到20世纪，才出现在渤海和黄海边，已迟到了千余年。

 

由京杭大运河我想到了长城，这二者是中国大地上最大的人造工程。但它们绝不仅仅是工程，它们是中国国土的构架和格局，它们决定了中国国土的大小及形状。但按长城和大运河这种格局和思想，中国的国土形状充其量也就是个三角形，绝不会是今天这种昂首翘尾的雄鸡形状。靠农耕的汉民族是很难突破长城和大运河的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空间的。是外在的力量帮助汉民族冲破这一束缚。打破长城束缚的是长城外的游牧民族，是他们把长城外的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带入了中国的版图。突破大运河框架的束缚，走向东部沿海的这一步，则充满了屈辱和痛苦，因为这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通过开埠通商实现的。这一过程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的损害中国人尊严的条约。但历史是神奇的，它把坏的变好、好的变坏，屈辱变成了繁荣，伤害变成了帮助。中国沿海的一些城市的萌生和发展如是说。

 

最后我要说的是大运河带给我们的又一遗憾：我们失去了一条流向大海的河流。大运河从北向南截断了许多流向大海的河流，其中的典型是淮河。明代修建的运河大堤斩断了淮河，使本来流向大海的淮河潴留成了一个悬湖——洪泽湖。淮河成了一条没有了下游和三角洲的河流。

 

在淮阴郊外的旷野里，我见到了淮河流向大海时的旧河道，它空旷、寂寥，像一段遗失了的记忆。我顺着干涸的河道向远方凝望，想象着河床中水波荡漾、大江东去，河面上舳舻相接、风帆如墙，岸上市井相连、港口相望的景象……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