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记录南诏皇室文化

　　石宝山石窟的雕塑艺术，是研究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的重要实物资料，南诏王阁逻凤出巡、异牟寻议政的雕像，更是能直接反映南诏国的皇室文化。南诏国、大理国历史上很多王退位后当和尚，从石宝山石窟来研究，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的大理地区地位很高，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当和尚，并不等于就是“遁入空门”，不问政事。

　　石宝山石窟雕塑的一个特点，就是菩萨、王能共聚一室。董增旭说，佛像能和世俗的王放在一起，这也体现了在当时，佛教文化与皇室文化高度交融，大理地区最高统治对佛教的信奉和推崇，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推动了地方百姓也全民信佛，佛教文化十分兴盛。

　　石钟寺区的第2窟，雕塑了“阁逻凤出行图”，高1.46米，宽1.52米，总共雕刻了16人，算是石宝山石窟群中人数较多的石窟。窟形仿佛厅堂，中央的双龙头椅上，盘坐着南诏王阁逻凤，他头戴高冠头囊，右侧打坐坐着王弟阁陂和尚。董增旭说，从这幅雕塑来看，身为和尚的阁陂，仍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推测，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多位王退位当和尚，或许可以理解为“退居二线”，而不是完全遁入空门，退位后的这些王，其实还是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权力。

　　“阁逻凤出巡图”、“异牟寻议政图”、“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全家像”，是中国惟一反映皇室生活、文化和君主议政活动的石刻，董增旭认为，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它们对今人研究和了解南诏历史、典章、制度，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雕塑艺术，打破了人们印象中一般佛教寺院只供佛的传统认知，真实反映了南诏国时期的皇权文化。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王朝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并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当时，佛教能以多种形式，在不同层面发展，其间，佛教与王朝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方方面面充分融合。

　　雕塑记录中外交流和生殖崇拜

　　石宝山石窟群，还有大量外国人的雕像，他们中有的是波斯人形象，有的是旅行者形象，有的是大胡子形象，甚至还有象头人身形象。

　　剑川石窟的外国人造像形象生动，深目高鼻的外形和衣着服饰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而在大理地区，对女性生殖器的称呼，发音至今仍接近印度。石宝山石窟中的一尊女性生殖器雕塑，高0.8米，白族话称之为“阿央白”，最直接地反映了白族的原始生殖崇拜。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人们将女阴崇拜与对佛的敬仰并列，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殖的看重。

　　“阿央白”石窟位于所有石窟的最上方，并有菩萨守护，这可以反映出这个石窟比其他石窟拥有更高的地位，也可以反映出在佛教盛行的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人们对女阴和生殖相当崇拜。

　　石窟丰富了我国的雕刻艺术

　　石宝山石窟作为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存，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石宝山石窟把我国的石窟雕刻艺术史，向后延伸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丰富与充实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内容。我国西北和中原的石窟，大多开凿于汉末，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延至中唐就开始衰落，而剑川石窟开凿于唐末宋初，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石宝山石窟雕塑，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大胆地把南诏历史上划时代的三个最具影响的帝王细奴罗、阁逻凤、异牟寻及其宫廷政治生活雕刻传世，石宝山石窟雕塑，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精品，也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瑰宝。

　　石宝山石窟是南诏国、大理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石窟中出现了众多的以波斯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造像和文字，这些都是南诏国、大理国对外交流的历史见证，剑川石窟在南北文化交汇、中外文明碰撞中诞生，并将神圣尊严的佛陀、菩萨，和凡世的帝王一起供奉，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艺术创举，“剑川石宝山石窟的历史，因为政变、篡位，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经文传记的遗失，一度失去了开启的钥匙，但随着流落于海外的南诏国、大理国的各种资料不断在国际上公布，南诏国、大理国‘藏经洞’的发现和经文的整理与出版，南诏学正越来越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南诏学将成为一门世人关注的显学，崛起在中国的西南门户。”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