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故乡的村街路西，有一处高台，碎砖烂瓦间长满了荒草，人称庙台，小时候我常和童伴们在这里玩耍，可从没留意过这地方为什么叫庙台。去年，为写一篇小说，某个情节涉及到了这个地方，我就问父亲，说在那里没见过有庙，为什么叫庙台呢？父亲说，那里原来是个大庙，大概是1956年拆了。从前，村里有好几个庙，都是那时拆的，拆时挺难，谁也不敢下手，怕动了神灵招来大祸，为难之时，街里传出了一个顺口溜，大家才动起手，三下五除二拆了个干净。此顺口溜是：“怪哉怪哉真怪哉，大睁两眼拜泥胎；泥胎本是人手造，用水和泥垛起来；骨是木头肉是泥，麦秸麻头做金衩；垛个男的叫爷爷，垛个女的叫奶奶；徒有两腿不能走，空有双手不会抬；大睁俩眼看不见，为啥磕头敬泥胎？”按说，这首民谣该是我老家的土特产了，可在河北威县乡间采风，我竟听到了与之一模一样的讲述者。难道，那个时期的拆庙运动，许多地方都是在这首顺口溜的影响下而顺利开展起来的吗？如果真是这样，足以见民谣的伟大与神奇。

解放了，要庆祝胜利，全村人出来扭秧歌，有的羞羞答答，不好意思，歌谣就说：“为了翻身别显丑，走一步来扭一扭，好像仙女风摆柳，你也扭来我也扭。”还有一首民谣，是对新生活的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

1954年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资本家听到这个消息时，表面上得表示拥护，可内心里却极不情愿，民间就传言他们是：“白天敲锣打鼓，夜里抱头痛哭。”

“咱村青年本事大，打了麻雀打乌鸦；满树鸟儿喳喳叫，哭爹的哭爹，喊妈的喊妈。”这是委婉地嘲讽1958年春天全国开展“灭四害”运动的。

在所谓的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并提出要在15年内赶英超美的口号，此时民谣盛行，大多隐晦般带有贬义，其中一首为：“炼钢铁，大跃进，男女老少齐上阵；老头赛黄忠，壮年赛赵云；女的赛过穆桂英，老婆婆都是佘太君；锅碗瓢盆一齐共，三年气死外国人。”

1960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饥饿灾荒，为此，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同时，大搞瓜菜代用品，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于是，民谣曰：“低标准，瓜菜代，吃时慢，拉时快，只好勒紧裤腰带。”其形容真可谓精妙绝伦。

“解放十五年，年年有工作队；谈不完的话，开不完的会，叫你管他吃，还得管他睡；不知何年马月，群众才能不累。”这显然是说1964年的“社教”和“四清”运动的。

兴公社时，集体出工，统一派活，个别社员偷懒耍滑，大家就编排这些人是：“二百五，半头砖，又脏又硬没人沾；砍不尖，削不圆，榆木疙瘩最难缠；训不硬，说不软，不硬不软二皮脸；干部愁，群众厌，难死政府和法院。”

农村有了新气象，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民谣道：“电机一开呜呜响，俺村建了面粉厂，面粉白，质量好，不短斤来不缺两。”还有：“向阳花，花向阳，俺村盖了新学堂；门对门，窗对窗，又通风，又透光，宽房大屋带走廊，冬天暖和夏天凉。”

进入新时期以后，面对急剧变革的社会，民谣似乎有了新的创作源泉而进入了新状态。或许是科技、交通、信息、传媒、文化的迅速发展与大力改善，为民谣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生存契机。因此，从那个时候直到目前，民谣无论从质量、数量、含量，以及所包容的现实力量、平民意识与民间情绪，都达到了空前的境界，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文化奇观。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土地承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有民谣曰：“三中全会一枝花，包产到户到俺家，包了工，联了产，又治穷来又治懒。”面对新的时代，大家喜形于色，对历史做了一番回顾，不由感慨万千：“经过淹，经过旱，经过蚂蚱滚成蛋，经过地球打颤颤；经过杂牌队伍来捣乱，经过鬼子撂炸弹，经过‘中央票子’比纸贱；经过食堂吃‘份饭’，经过‘文革’台前站，经过‘四人帮’掌大权。”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大概流行于1989年前后，是对当时公司热、全民经商现象的讽刺。此时，东南沿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广东人又擅于做生意，先富了起来，所以全国各地的淘金者纷纷南下，人们就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但是，“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然而，发点小财不足挂齿：“万元户不算富，十万八万刚起步。”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民谣创作更为精致，其特点主要转向对时弊的针砭和对腐败现象的嘲弄。民众对于改革开放的心态显得较为复杂，既有热情也有惶惑，于是民谣仍频，诸如“十年动乱，十年乱动；一面吃紧，一面紧吃。”“富了海边儿的；肥了摆摊儿的，美了当官儿的，苦了上班儿的。”等等，都显示出了对现实的不满。还有那首《十等人》（有的地方说是《九等人》）的民谣，几乎人人皆知，在此不叙。这首民谣尽管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归纳，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揭示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严重分化，反映了民情民愿对行业特权的感慨。喝酒，是中国人礼尚往来的重要媒介，所以，民谣很快创作出了新酒令：“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后来，又加了一句“感情到，不喝太多也挺好”。此民谣至今仍在各地区被各地人以不同的方言演绎着。如今，流行的民谣触及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和领域，关于村干部划分宅基地的，如：“一瓶酒，四个菜，一吃一喝给处宅；两瓶酒，八个菜，宅基往前来几来；十桌酒，十桌菜，说往哪盖往哪盖。”关于乡干部下乡的，如：“手拿大哥大，腰挎BP机，屁股下坐着发动机（指摩托车），进村就喊妈那×，一看是个副乡级。”城市有“四大闲”：“下岗职工调研员，老板妻子女大款。”说某些领导干部“上午围着会议转，中午围着酒桌转，下午围着麻将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调是：“干部交流，浪费汽油；省了老婆，破了裤头。”等等，真是形形色色，不胜枚举，有义愤，有企盼，有嘲讽，有劝谏，有污辱，有警示，真实与荒谬，积极与消极，有益与危害鱼目混杂，令人喜忧参半。

民谣，作为中国民间文化或者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源自民间，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掺杂了诸多封建的、黄色的甚至是反动的糟粕，使其从来也没能或者今后也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其实，反过来看，这或许正是民谣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而且愈加风风火火的优势所在。它的题材选择，它的构思酝酿，它的无端发布，它的广为流播，它的发行量，它的读者面，都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认真探究，尤其是值得从事文学创作者的重视。当前，小说不火了，散文像有病，诗歌没人看，报告文学净瞎编，可面对民谣的市场火暴，我们难道不能汲取些什么吗？比如民谣的平民视角，先锋意识，现实态度，文本张扬，等等。还有，我们不要忘了，除去那些生产、生活、幽默、娱乐的民谣之外，历代民谣，是收藏中国历史最真实的时代标签，亦是显现民间情绪的晴雨表。这一特色的独具，恐怕使任何的艺术形式都难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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