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淡江大学举行的西洋民歌演唱会上，向在场观众大声质问：“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作品？我们自己的作品在哪里？”他向观众席投掷可乐瓶，并激愤地大喊“唱自己的歌”。这就是校园民歌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尽管年轻的李双泽次年就因救人溺亡，只留下9首作品，但民歌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台湾。

80年代，中国内地最为人熟知的歌手包括成方圆、张蔷、王洁实、谢莉斯等，他们翻唱着《童年》《相思河畔》，模仿着清新的装扮，唱红了大江南北。内地听众第一次听到的《橄榄树》，也多是由朱逢博演绎的版本，齐豫空灵的声音直到以《橄榄树》为插曲的电影《欢颜》被引进之后才第一次传到内地。

政治寓言启蒙

在台湾民歌运动的另一些人看来，民歌运动则同时是一场社会运动。

1962年，民谣诗人Bob Dylan用他的破嗓子伴着吉他唱《Blowing in the Wind》反对越战：“多少炮火，才能换来和平？”这也成为美国民谣中无可替代的一首作品。直到1984年，美国歌手Bruce Springsteen依然弹着吉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喊：“我生于美国的小镇，他们塞给我一支来复枪，要我去越南屠杀黄种人。”一首全篇谩骂祖国的歌曲，在美国单曲排行榜连续两年排名榜首，在我们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的年轻人一直唱着西洋民歌，美国民歌复兴运动带来的旋律简单、歌词深邃、朗朗上口的民歌一时传唱，也带来了美国民歌中反战、关心政治的文化传统。

早逝的李双泽留下的9首歌中，《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他们不是只谈风月地唱唱台湾的山涧、大海、春风、秋日，而更为深远广阔—尽管作者本身或许没有这种政治意图，只是想要歌唱台湾之美，却在后来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后来的《美丽岛》杂志就是取名于此。这两首歌的演唱者杨祖珺还是一个年轻的关心社会运动的大学生，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到处演唱这两首歌，也因此走上了“被禁”的道路，最后成为一个政治人物。1994年，杨祖珺赴美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系副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1月，杨祖珺组织的首个台湾赴大陆返乡团启程前往大陆，有趣的是，杨祖珺在大陆期间竟然在北京举办了两场“合法”的个人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前往大陆并举行了演唱会的台湾歌手。

与杨祖珺和李双泽一起的还有近年来才推出第一张专辑的胡德夫，这位民谣大师更是一位投身前线的社会活动者，为此牺牲着自己的音乐生命。当这位白发苍苍的歌手2005年终于发行自己的专辑时，发布会现场云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政见不同，也不乏各界的高层，但同时在歌声中热泪盈眶。

再后来则是带着浓烈政治意味的罗大佑，从《鹿港小镇》到《皇后大道东》，从《爱人同志》到《亚细亚的孤儿》，对中国几代人都有更为广泛的影响。

在台湾民歌声中生长的许多内地歌手，也创作了一些“情爱”之外的民歌—音乐原本就是反映内心和现实的武器，又怎会只有“爱情”？于是今天，我们在内地能听到左小祖咒“用情歌的方式唱政治”，听到周云蓬绝望地唱“不要做中国的孩子”，也能听到洪启四处呼唤“阿里木江，你在哪里？”

当然，更多的我们听不见。
 

（责任编辑：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