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时调作了革新，丰富了唱腔旋律，增添了笙、扬琴等伴奏乐器，创作改编了《摔西瓜》、《红岩颂》等新曲目。天津广播曲艺团邀请曲艺工作者对时调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研讨，并正式定命为“天津时调”。在时调改革和演唱过程中，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王毓宝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对传统唱词、唱段及唱腔进行了净化、筛选，清除了糟粕，净化了舞台；搬走了过去舞台上千篇一律又妨碍演员表演的长方桌；在乐器伴奏上，除原有三弦、四胡外，又增加了扬琴和笙等吹打乐，使曲调显得既欢快，又和谐，烘托了气氛；改变了伴奏方法。过去演员出场，走到台口的桌子后面，三弦才开始起奏。改革后的乐队，随着演员的出场，即开始伴奏。当演员走到台口时，前奏已达到尾声。制造了一种较好的舞台音乐气氛；此外，还根据演唱内容的分段、间隙，增加了间奏。以上一系列的改革，一直沿用至今。

 

 

天津时调是天津土生土长的一种曲种。其原名叫“时调”，源于下层社会流行的民歌、小调。如有来自手工业者自编自唱的“靠山调”；有来自于青楼妓院的“鸳鸯调”(俗称“窑调”)；有胶皮车(人力车)的车夫们，在劳累之余，坐在自己的车簸箕上哼唱的一种"胶皮调"和来自民间生活的“拉哈调”等。靠山调，大约产生于清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绱鞋作坊里的工匠每当日落时，坐着小马扎(用木条或木棍交叉组成支架，坐处用帆布带绷扎而成)，背靠房山自编自唱的一种曲调。内容多是抒发内心的感慨与忧愁。这种小调，被人们称之为“靠山调”。后经演唱者不断完善，创造出新的曲牌，如“悲秋调”、“解忧调”、“怯五更调”、“小五更调”、“反正对花调”等，这种所谓“九腔十八调”，成为“靠山调”的基本调式。拉哈调(“拉哈”为天津土语，指作事不认真)，是由流行在河北和天津一带的民歌小调“糊涂调”、“撒大泼”等演变而成。此调的旋律以天津方言为基础。因字行腔、拍节也是一板一眼，常以对唱的形式出现。像《要婆婆》、《要女婿》等都是传统的名唱段。这些小调先后流传到妓院，经过青楼妓女们的哼唱，又被称之为“窑调”。后来经过文人和歌妓们的改编革新，形成了时调。

 

时调在词句、腔调和板式等方面都与其他曲种有别。它在词句上，全篇最多不过五六十句，甚至只二三十句，就能把整个内容表达出来；唱腔上，周而复始地反复唱定型的曲谱；板式上，只有慢板、二六和快板三种。词句的规律是四句为一番，每番第三或第四句后面加一衬腔，即“哎哎哟”。唱词有七字句或五字名，可以加“三字头”或衬字，句尾多押平声，以阳平为合格(因天津话多为阳平)人这种格调多用于靠山调。时调的“数子”不分头尾，都可用五言句，且也不限于四句为一番。可根据情节分成几段。拉哈调则不受句、番数的束缚。在节奏方面，靠山调是慢板，数子是快板，拉哈调是二六板。在演唱上，靠山调是唱，数子是说，拉哈调是半唱半说。总之，天津时调的腔调豪放，演唱时爽朗泼辣，不拘谨滞涩，很能表达天津人的性格和情感。

 

 

天津时调最初主要流行于天津底层市民聚集的南市、河东地道外、红桥区鸟市、和平区等处的曲艺演出场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对“靠山调”等进行成功改革，使之成为主要的演唱曲调，并创作出许多精品节目。“文革”前期天津时调又一度陷入危机，改革开放后重获生机，日趋振兴，一些传统曲调、曲目恢复上演。但近年来天津时调发展又面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生存危机，亟待扶持和抢救。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责任编辑：国乐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