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山水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东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左思《招隐诗》中所说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则已经将地理意义的“山水”指向了美学价值的“山水”。自此，人对山水的观照即转变为对自然的美感体验。“山水比德”将“自然人化”和人“对象化”，故人与自然山水通过“比德”这一中介实现了互动与相融，从而对中国山水画的立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正独立的山水画形成于东晋，这与“山水比德”有很大关系。魏晋倡导人文精神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对人格的本体建构。

曹魏时代，由于玄学的盛行，更注重从自然对象的比附中，对人物的精神进行品评。从魏至晋，文士们完成了“以玄对山水”的时代命题。随着文化心理、艺术理论、形式技巧的日益成熟以及由“人物品藻”、“山水赏会”向自然的移情，山水及画山水画论也应运而生。

南朝出现了宗炳、王微等山水画家，此二人不但是艺术实践家，也是艺术理论家。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等山水画理论著作，充分体现了“山水比德”思想。唐代的张璪善画松，并以此作为人生志向的寄托。他将画中的松与人的情操有机联系在一起，其绘画作品与“道”相关联，从而达到了比德的目的。

由唐入梁的荆浩所作的《笔法记》是一篇充满“比德”的画论。其继承了孔子“山水比德”的思想，托物言志，以松自喻，提倡“君子之风”。这种以物托志、重人格修养的精神对后世的画论及画家的做人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绘画思想中的“比德”说迅猛发展，并且成为时尚，出现在宋代。欧阳修以“山林者之乐”比喻悠然自得的君子之风。继承欧阳修而完成北宋诗文运动大业者是苏东坡。宋人文同最善画竹，他以诗赋赞竹之“虚心”、“劲节”；苏辙称竹“苍然于既寒之后……追松柏以自偶，窃仁人之所为”。宋人论画不是着眼于艺术对象或客体，而是重在“道”、“心”、“德”，侧重于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邓椿在《画继•杂说》中对李成的山水画也作了比德式的评价，他说：“李营丘多才足学之事……其所作寒林……以兴君子之在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