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粪”为名

粪总被认为是秽物，有谁会想到邓散木会取名为“粪翁”呢？他还把书房名为“厕简楼”、自号“厕简子”、其实他取的是“粪除”也即“涤荡瑕秽”之意。当时，社会上不少人觉得他用“粪”字署名似太不雅。一次某富商来求字，声明报酬从丰，只要署名改掉“粪”字。邓散木当即拍桌大骂，不客气地把他逐出门外。有人出巨资求他为亡母写墓志，也求改署名，邓散木说：“天下好听名字有的是，你何必来找我？我固然贫穷，宁肯吃不上饭，要我改掉这‘粪'字，办不到“！

日光节约

邓散木一生留下五十多印谱，五千多方印拓，这是与他长期勤奋努力分不开的。他常实行“日光节约”，将时钟拨快一小时。请看他们学习时的日课：“上午六时临贴，七点作书，九时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周六和周日下午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工作之余，他黎明即起，磨好一大砚池墨，书写到日出方进早点，这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白头唯有赤头存”

一九五七年，邓散木困上书批评文化部不重视书法篆刻等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五年期间他三次住院，二次大手术，一半时间卧床，精神上、生活上压力极大，但他刻了一方印：“白头唯有赤心存”，并且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坚持写字、刻印、读书、即使无人给以出版他还是写了不少书稿、字贴还继续热心通信，口授，向后辈传授书刻艺术。六十岁时，邓散木又因血管堵塞截去左下肢后，就署名“一足”，隔年又因胃瘤动了大手术，当时他连举筷子也困难，但还是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苦练左手握笔，用锤凿印，刻下了“谁云病未能”一印。他忍着病痛，把生命最后的光和热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他终生热爱的篆刻艺术。

张鲁庵和“鲁庵印泥”

张鲁庵青年时从著保篆刻家赵时为师，搜有秦汉及名家遗印一千五百多钮，印谱四百余种，善制刻印刀，尤其是研制出名闻中外的“鲁庵印泥”。优良的印泥对篆刻家来说，会使作品精神倍增。为了制出高质印泥，他高价添置设备，以手工研，搓艾，制油，道道工序严密进行。还邀化学师合作，前后作了五十多次试制，故“鲁庵印泥”色鲜历久不变，钤出印文有立体感，很少受气温影响，连钤数十方印面字口不糊，历久不霉烂硬化，专家们都以能得到一小盒他手制的印泥为乐事。他病逝后，家属按遗嘱将他所藏印章印谱全部捐献西泠印社，受到人民敬重。

来楚生的“刻瘾”

来楚生刻印宗吴熙载、吴昌硕，上溯秦汉玺印。七十岁前后风格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佳作成批涌现。学生张用博一年前买了两方质尚好的石章，原想自刻，故拟好了印文内容，用纸包好后搁置一边，后又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来重先生。一九七一年二月，来楚生因“写字厌倦”，突然“印瘾”大发就到处找石头刻印，不仅把这两方印按纸内拟写的印文刻好，写信把印拓寄给了张用博，还对他说，你弄些石头来，我给你刻好一批吧！用博闻之大喜，当天就搜集了二十多方，他选出十多方，一周后全部刻好，这就是来楚生在七十年代大量刻印的第一批印章。

凿子刻印

来楚生是当代诗书画印俱擅的在家。他治印除了用好刀刻之外，还采用敲、击、磨、刮等多种主法来辅助印章的成功。他的印不仅构思奇特，对工具的采用也常常大胆设想并加以试验。七二年春节的一天，他与学生张用博在闲谈齐白石刻印的风格时说：“白石的白文线条一边光一边毛，他是木匠，说不定早年是用凿子刻的。”用博问他要不要试一试？这下，引起了他的兴趣，笑着说：“好啊！"?用博高崐兴地到市上买来了一把三分左右的小号木工凿子，来楚生拿在手里掂了掂果真试了起来。右边的印就是用凿子刻成的，如果与其它印相比，刀法上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便是凿子的效果了。

大江南北访宝库

著名金石家，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十年浩劫中也横遭批抄家，最后下放湖北农村干校劳动。“四人帮”崩溃后他已七十多岁的老了，为了抓紧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他觉得不能“坐井观天”，“犹疑不前”，便主动要求到全国各省市去调查玺印。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Ｏ年间，他不辞辛劳，走遍大江南北，在十五个省市中访问了二十七个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采集到古玺印资料近万件，藉以补充了他为故宫博物院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汇存》等书。

自谦“不是学者”的学者

罗福颐自谦在年青时期，虽曾有做个学者的梦想，因上半生历经沧桑，屡遭困厄，而“致今日老朽学业地成”觉得要做个真正的学者，“未免太不自量了”。其实根据不完全统计，他的著作有一百二十多种（其中书七十二种，文章五十多篇）。除了在古文字、古玺印方面的研究外，他的研究领域还旁及古尺度，古量器、古医书、明清档案，西夏、辽、金、元、少数民族文字，以至石刻，墓志、汉魏石经，战国到汉代竹木简，甚至出土的古代银锭也都著文研究。罗福颐是一位有具才实学的、把一生献给祖国古文化事业的学者。

原来是殉葬品

历代玺印数以万计，品类繁多，对于古印的各种用途说法往往牵强附会。罗福颐经过反复考证找到了确切的根据，作出了新的结论，即秦汉魏晋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品。例如长沙西汉利仓墓出土的“长沙丞相”、“ 候之印”印文草率率急就，经他考证是长沙酷署急于凿印随死者入土之故，又如汉印中有一种独特的上署官职下附姓名的官印，过去一直不明用途，现考证为当时中下级官吏殉葬专用之物，还有传世的一些所谓多字的吉语印也属殉葬品。罗福颐以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科学态度解决了古玺印研究中的不少重大课题，他的卓越贡献和治学精神是值得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