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心印”者，即指佛教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在本心中发掘出佛性、见性成佛的一种认识本心的方式，而以书法。为心印，是自化本心，自我求得解悟、如果从书法作为艺术的角度着眼，在最高艺术层次上说，也是“发于心源、成于了悟”而不假外求的。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讲，一切技法的学习与掌握都还在于书法艺术真话的门外。

辩光这一主张为晚唐的书僧们所接受，他们普遍赞成通过本心而领悟艺术的真话，要求书家开拓自己的精神世界，从内心领悟书法之三昧，然后付之于手，传之于笔，创造出成功的作品来。辩光的作品在当时被认为是通于禅理的。

公元九世纪以前，艺术家往往借助于酒的力量来解脱社会的束缚，以此作为书法创作的“发兴”之物，创造出最切近人的本质的艺术品来。唐宋时代一些书法大师如贺知章、张旭、怀素、苏拭、米芇等皆是嗜酒者，他们进入创作过程而有“神秘体验”，往往借助于酒的力量。公元九世纪以后，禅宗的兴起，文人书法家则常常转而借助于禅的直悟本心的力量来完成书法的创造。不管是借助于酒，还是借助禅，都是要达到在进入创造时摆脱外在束缚、净化灵魂这样一个目的。这样的自我净化，在禅宗说来是体证先天具有的清静本性；而在书法家说来，只有如此才能与书法艺术直切生命本源的艺术功能达到深层契合。体悟到这一点的书法家，因之指出书法艺术所要求的精神解脱与佛法有相似之处。这种重视凝神。观照、沉思冥想，追求自由无羁的书学思想，与禅宗讲究直觉体验，打破时空界限，求得梵我合一的无上境界是一致的。

顿悟是一种高峰体验，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草书见长，怀素观夏云奇峰而悟书法妙道。蛇、舞剑、夏云、奇峰已无所谓它们本来意义，在他们眼中皆是书法。在这钵体验中，人与物、与天、与地，呈现出一种“混一”的状态，唯有极高的人格，才会有这种极高的体验，也唯有在这种极高体验中，才有对“妙道”的领悟。

酒醉而作书，是为了人的“天真”显露，禅宗的“去执”也是在于触动人“天真”的契机，“天真”显露即大彻大悟。书法这一艺术形式所提供给文人们的是较之禅更为熟悉，更为具体的参悟自身生命与精神本体的一条便道，也是中国文人历来借以与自然合一、穷究天人之际的最自然的文人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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