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是由古文篆文渐次演变而来，据说是秦人程邈所创。隶书又分“秦隶”与“汉隶”。“秦隶”结体浑圆，相近与篆文，多用方笔，又称之为“古隶”。“汉隶”世人又称为“八分”体，变圆曲为方直，结体宽扁，逆笔突进，波磔呈露，此种字体，因演变成於汉，故称为“汉隶”。

古隶，自秦至西汉，乃至东汉初，为“古隶”通用时期，传世碑刻文字，有秦量、秦权、汉代陶陵鼎盖铭、鲁灵光殿走刻、五凤二年刻、莱子侯刻、祀二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四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 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

后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时，在此期间，所有碑碣，多采“八分”字体，数不胜数。传世的拓本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乙瑛、礼器、孔宙、华山、史晨、西狭颂、熹平石经、韩仁、尹宙、曹全、张迁诸碑，这些碑的字体，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螂满目，蔚为大观。但如仅就“八分”规矩来说，应以乙瑛、史晨、曹全诸碑较为严谨，西狭、张迁、石门颂为隶中的篆、楷、行三体代表作。以上诸碑，皆为世人所爱临习。

乙瑛碑

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 (公元153年) 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史晨碑

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 (乙瑛碑) 、韩敕 (礼器碑) 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曹全碑

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 (公元185年) 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西狭颂

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 故又名《惠安西表》。建宁四年 (公元171年) 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石门颂

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148年)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书学论集》) 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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