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时，每年正月都举行规模宏大的“百戏”盛会，所谓“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隋书·音乐志》记载了大业二年（606）在洛阳演出“百戏”的盛况：“……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绵绣缯采，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眊者，殆三万人。”隋代的“百戏”演出，其规模已经大大超过汉代的角抵表演，技艺也更加高超，“百戏之盛，振古无比”。“百戏”这种原本是民间的艺术，在隋代已为宫廷所吸收，已经相当贵族化了。

　　唐代的“散乐”又有进一步发展，而且更加专业化。《新唐书·礼乐志》载： “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因此，无论在盛唐还是晚唐，“百戏”始终是唐代贵族统治阶级所喜爱的艺术表演形式。

　　唐代“百戏”其形式之多样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傀儡戏、参军戏、排闼戏、浑脱舞、旋盘、掷枪、蹴瓶、飞弹、拗腰、踏球、吞刀、吐火、藏狭、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跳丸、角抵、戏马、斗鸡、舞剑、击鞠、戴竿、蹋鞠、相扑、拔河……人间百艺，应有尽有，将“百戏”的发展又推上了一个高峰。

　　唐代“百戏”中，舞马算得上是一个精彩非凡的表演节目。《旧唐书·音乐志》有记载。表演时引舞马30匹或百匹，分左右两部。马身披华丽锦绣，络以金银饰物，打扮得金碧辉煌。奏乐为《倾杯曲》，马开始舞蹈，“连骞势出鱼龙变……翩翩来伴庆云翔……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它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摇头摆尾，有时像鱼跃龙门般矫健壮观，有时像飞鸟般轻捷飞腾，有时跪倒前膝缓缓徐行，有时随着急剧的鼓声奋力上窜。舞马的高潮是马匹登上3层床榻，旋转如飞，最后由大力士举着床榻，马静立于榻上一动不动，衔杯曲膝，“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实在是难得观赏到的艺术表演。西安出土的唐舞马衔杯皮囊式银壶上正是镂刻了舞马屈膝衔杯这一舞姿，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舞马的盛况，可以说是代表着唐代“百戏”的巅峰水平。据载，唐玄宗曾亲自教习舞马，而且有过“舞马四百骑”的盛大表演。唐代“散乐” 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百戏”依然相当流行。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汴梁每逢元宵佳节时“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的动人情景。元代之后，“百戏”内容更加丰富，却各用其乐舞杂技的专名，逐渐向各自独立的体系过渡。包罗万象的“百戏”一词，便逐渐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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