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政策导致了整个东北的沦陷，使得东北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使得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成为中国的“国耻日”。而中华民族并不是甘心为奴的民族。

韩光，当时是中共满洲省委的秘书长，对于1931年9月18日的这一天记忆犹新：当天晚上我正在写密信。那个炮振动得把电灯的电灯罩就碰到那个玻璃上，这时候我想：可能是日本人开始行动了。日本人做演习，搞巷战演习早就有，所以我们警惕得很早，九一八事变第2天，我们满洲省委就发了一个《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3天的时候，中央那边也发了，从上海也发了。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并严正谴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侵略。

这份宣言代表了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声。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的烽火。东北义勇军各军纷纷兴起。这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开展工作，并且对义勇军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不到一年的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30万之众。

这其中包括东北各个阶层的人民。

黄显声，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在沈阳城沦陷的当日，他率领警察部队抵抗着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在且战且退中，他向抗日民众发放了弹药。

唐聚五，原为东北军的一个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桓仁县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就任“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在会上，他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

关玉麟，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年仅14岁。那是1932年的春天，当义勇军进攻沈阳城的时候，他三进三出沈阳为义勇军抗日武装进行联络。

马占山，时任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他领导的嫩江桥抗战是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场战斗。

嫩江桥，原来是一座木桥，这里是日军进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的必经之路。1931年11月4日，马占山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率部抵抗日军的进攻。

11月4日早晨，日军以4000多兵力，在7架飞机，数十门山炮，4辆装甲车的配合下，进攻马占山部队阵地，血战持续至晚上8点，日军伤亡惨重，几次进攻，均被马占山部队打退。

嫩江桥抗战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中国共产党还动员各界民众组成了“抗日援马代表团”到战场慰问。

这就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些资料。

上海青年300多人成立“抗日援马慰问团”，这些青年带着棺材，向上海人民进行诀别。他们说“除非我们死，否则绝不回来”。嫩江桥抗战至11月16日，由于马占山部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始终未能向嫩江桥阵地前进一步。但此时的马占山部队已损失惨重，并且没有后援。

相反，日军增援部队却源源不断。到了19日，马占山部队被迫退出齐齐哈尔，嫩江桥抗战在孤立无援的局面下坚持了16天，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据日方记载，日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1181人，马占山部队伤亡1100人。

可是和那些拿起枪炮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搏斗的抵抗者不同的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更多的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他人的身上。

这幢庄严高大的白色建筑就是国联大厦，国联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莱芒湖畔，是类似现在联合国这样的组织。9月19日，国民政府代表声泪俱下地向国联控诉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

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41票对1票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但是日本的松冈洋右代表在决议案表决通过后，突然微笑着退场，并宣布日本退出国联，大会一片愕然。

日本的邮政制度学的是法国，海军制度学的是英国，而法律制度则是学的德国。从此，日本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资本主义的开拓，需要寻求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同时要寻求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常规的东西，关键是通过什么手段。日本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它想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可以更自由地控制中国，更好地来进行这方面的侵略。

日本昭然若揭的野心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开始逐步实施了，刺刀、狼狗、太阳旗组成的噩梦般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孙世箴的脑海里，那时他年仅7岁。

当时年仅7岁的孙世箴开始意识到，他的生活环境彻底地改变了。这就是9月19日在沈阳城里拍摄的一组照片，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沈阳大街上，除了日本人的横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禁闭门户，一种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沈阳城。但是当时那个小孩并不清楚，等待他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6个月，日本宣称东北为新国家，国名为“满洲国”。

1932年2月29日，清朝废帝溥仪开始在“满洲国”执政。

3月1日发表所谓的“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

此时这片被日本称为“满洲国”的广袤东北土地，已经成为日本进行经济掠夺和战争扩张的最大资源基地。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小日本有一个最坏的办法，让街上的人可以卖白面儿、卖大烟，随便、公开地。我们家结果叫小日本占去了，占去了怎么着？开了一个卖吗啡的，经常有人到那儿扎吗啡，街上经常看到死人，都是这些人，都是小日本干的。小日本好坏，他把这些毒品让你随便买卖，你们都死掉才好呢。

从1933年起，日本在伪满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日本当局用鸦片来腐蚀城市里的百姓，在农村他们采取了一种武装移民开拓的方式。

张一波，辽宁省委党校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搜集日本在伪满时期有关武装移民开拓的证据和地点。日本人有个计划，是要把它四分之一的人移到东北来，移到满洲来，他叫“满洲”，那将把中国灭文灭种，都变成了日本人，彻底成了日本的国土，那是太危险了。

这里是辽宁省黑山县的小东农场，王雨楼原先只是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接到了一个通知。命令他必须搬到“集团部落”去，因为这块地已经归日本开拓团所有。遭遇飞来横祸的王雨楼的父亲，一时急火攻心，竟得了急病。

后来，在辽宁一带，出现了一个被日本人称为“草上飞”的义勇军战士，日本人曾经出重金悬赏，这个人就是王雨楼。几年之后，王雨楼因为他的骁勇善战，在黑山一带名声大震。

“集团部落”是日本当局用来监视民众的基本方法，他们强迫分散在各地的农民群众到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的地区集中居住，就连农民种地也不能走出4公里之外。由于“集团部落”环境恶劣，1936年仅通化、金川和柳河三个地方传染病患者就有7026人，其中死亡595人。1934年，抚顺县冻死、饿死、病死的人和被日军杀害的人就占当地人口的30％以上。整个东北因为“集团部落”受害者达500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1/6。

大量的农民失去了世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只能以“满洲国”公民的名义来到矿区，成为日本人掠夺资源的工具。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张顺亭和他的老伙伴来到了阜新孙家湾矿的一个纪念馆前。

张顺亭 辽宁阜新矿务局退休工人：我轻易不到这儿来，我一到这边来，我控制不住，心里相当悲惨。

张顺亭和他老伙伴面对着这个“万人坑”纪念馆，在寒风中徘徊了一个多小时，最终也没有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