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选举权。包括人民的结社权，人民的言论权，人民的出版权，包括人人都有自卫权，都有起来打日本的权利。就是把人民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针对延安机构臃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

毛主席在充分听取老先生的意见以后，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有一个讲话，毛主席指出，他说李老先生提得非常好，他说这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我们要把精兵简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督导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彻底的“精兵简政”。

第三次精兵简政历时半年，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减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到279人。为了表达对边区政府的支持，李鼎铭捐出所有的家产，全家搬到延安。

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1940年11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再也没向根据地拨过一分钱，一粒粮食。

为解决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1939年春天，毛泽东就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民的穿衣吃饭问题，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自救运动。1941年3月，毛泽东又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开展起来。

这本《三国志》上的眉批是朱德的手迹，他对三国时期曹操军垦屯田的做法非常欣赏，提议八路军到延安周围开荒种地，并亲自选定了离延安三十多公里远的南泥湾。

359旅旅长王震脚前的花盆，是为了挡住鞋子上破洞。派这样一位有尊严感的将军去开荒屯田，可谓知人善任。

沉寂了多年的荒山野地上第一次升起袅袅炊烟，拿枪的手如今操起镢头，战斗与生产结合起来，生产和学习结合起来，开荒种地，扶犁耕田，都是抗战需要的本领。到1942年底，边区共开垦荒地600多万亩。

延安的机关干部也成为生产劳动的行家里手，在纺线比赛中，常常可以看到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身影。

1942年的夏天，南泥湾迎来了第一次大丰收，昔日蛮荒的南泥湾变成了五谷丰登的好江南。

大生产更重要的一个成果，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1941年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则降低到11.14%。大生产运动解决了根据地的粮食问题，同时也为敌后战场提供了军需保障。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苦苦追求的民主，在抗日根据地变成了现实。延安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成为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陕甘宁边区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抗日和民主像两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他们满怀对日寇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渴望，冲破艰难险阻，汇聚到宝塔山下、延河两岸。

此时的延安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一位欧洲人访问了陕甘宁边区后评价说：“真是一个奇怪的新中国！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

毛泽东自豪地用10个“没有”来概括这种“新生活”：“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建的前期，共产党推行了土改政策，农民获得了土地，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依靠；共产党又减轻农民的负担，使农民得到了实惠。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农民在抗战中参加到政权建设中来，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未经历过的事。

得到实惠的农民，有了更高的追求，他们摆脱愚昧，学习文化，增长知识。这实际上也为日后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然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初创时期，不仅经济困难，缺衣少食，而且文化水平低，观念落后，难以完成团结抗战的历史使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到以后，大规模开展了以抗战为中心的教育普及和文化启蒙运动。

这个时期它的主题是抗战。但是它不仅仅是抗战。它还伴随着一些深刻的根据地内部的社会改革，这些社会改革又是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形成了一个以抗战为中心和群众的利益密切结合的社会改革，再伴随于文化启蒙，形成这三个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间是一个以抗战为中心的全面的、广泛的、深入的政治和社会动员。

为宣传、教育、激励最广大的老百姓抗日，共产党进行了最基本的文化启蒙。这是千百年来对中国农村社会一次极为深刻的改造。陕甘宁边区。今天从当时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知道，边区当时有150万人口。那么这150万人口中间识字的人，就是认识字的人仅仅是1％。有一个县叫华池县，这个华池县识字率只是二百分之一。

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教育运动。虽然根据地困难重重，但政府每年都会从有限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一部分办教育，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都开办了数千所抗战小学，学龄儿童全部免费上学，老师还到各家各户动员孩子上学。义务教育，那时候就存在了。

正规学校之外，各边区政府都开办许多夜校、冬学、速成班、读报组。其中“识字班”是根据地教育的一大特色，它的学员都是过了入学年龄的女青年，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凑在油灯下学文化。天长日久，“识字班”成为这些女青年的集体代号。

绥德有个叫刘佩珍的女学生，先组织了一个家庭识字组，教二嫂和邻居两个女娃，接着又与另一个同学办起街头识字组，组织起30多个娃娃识字。两个月后，就有8个人能认识500多字。在刘佩珍的带动下，全县很快办起51个识字组，近千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