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先秦历史文化这个领域里摸索前进的步，是踯躅曲折的。如上文所说，起初由甲骨文和殷商考古着手，又辑集整理战国文字。六十年代，因深感积累不足，转而侧重金文以及青铜器的研究。七十年代，有机会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考释工作，又跨入新的学科范围。出于一连串主观、客观的原因，对于许多重要问题只能浅尝即止，给自己留下不少遗憾。今天这个领域有关的各学科或学科分支越来越细化，信息量迅速增长，要想在一个科中保持前沿位置都是非常困难的，像我这样“横通”的经历自然不足为训。谈到我曾涉足的一些学科，想乘这一机会，对其在新世纪的发展说几点个人的想法，向读者请教。

甲骨文的研究早已扩充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学，即甲学。一般把甲骨学的诞生到发展的历程分为三阶段：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鉴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算起，到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以前，是第一阶段，殷墟甲骨大量私掘和流传，学者通过甲骨文的研究，认识了甲骨对殷商研究的重要：卷义，推定了殷墟的性质和时代。殷墟发掘开始后，到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二段，考古的重大收获给甲骨的分期研究奠定了基础，各方面研究扩大了甲骨学的影响。建国之后，是第三阶段，甲骨获得更大进展，特别是《甲骨文合集》等书的完成出版，将材料系统集中，分期研究更是成果频出，这为今后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准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释字仍然是殷墟甲骨研究的一项基本课题，还有相当一批很关键的字没有得到辨识，或者没有充分解说。我想，应该进行有计划的考释工作，优先解决那些对理解整个内容有较大意义的字。甲骨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限于殷墟甲骨了。其实早在1953年，郑州二里岗就出过字骨，有一片上面是卜辞；2003，济南大辛庄也发现和殷墟非常接近的卜甲，文字较多。这些仍是商代的，1954年，洪洞坊堆出土了字骨，1956年被鉴定为西周的。此后，各地发现的西周甲骨颇多，近岐山周公庙出土的几批，更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看来，西周甲骨的研究正渐成为甲骨学的一个分支。

甲骨学当然不是只研究卜辞文字，而且卜辞的文例等问题要依靠对甲骨形制、卜法等等的认识。以后的学者要突破看拓本、读文字的限制，对甲骨本身做更多的考察。

同样的，金文的研究应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青铜器研究早该被视为独立的学科，要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功能、组合、工艺等方面综合研．或者还可以把艺术的分析赏鉴也列为一种角度。

与甲骨一样，青铜器是考古遗物．因而需要而首先应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整理。分期和分域，是这种整理的中心要求，也只有做好分期、分域，才有利于使用青铜器铭文即金文中的历史材料。

过去许多学者对青铜器分期有重要贡献，已经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但多数是由金文的释读和系联出发的，因为各家对方面的见解容易分歧，分期的结果便大有差异。最近我有一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的小文，建议：“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以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继之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同时，当了解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

西周的金文最为丰富典重，与《诗》、《书》等文献又有密切联系，影响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最为重大。2000年通过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排的西周金文历谱，在以往各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当然也仍有若干问题有待讨论和修正。近期有几件很重要的与历谱相关的器物出现，在这样的趋势下，解决久成悬疑的“月相”问题，进一步确定金文历谱，可能为期不远。

1926年秋天，王国维先生作《桐乡徐氏印谱序》，指出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不能以六书求之者，实际是那时当地的通用文字，与《说文》和正始石经的古文相同，这一真知灼见，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肇端。五十年代以来，包括六国文字同秦文字在内的战国文字研究逐步开展，到七十年代后竟成为古文字学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

中国的古文字，从萌生到殷商、西周一脉相承，进入春秋，随着国家的走向分裂，出现了西土（秦）与东土的差异，后者到战国时又区别为三晋、燕、齐、楚等系．造成《说文叙》讲的“文字异形”的局面。及至秦兼并六国，在文字上“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后世的文字，真草隶篆，皆出于秦文字，六国文字于是废绝。过去学者论述文字源流，每每空缺了战国一段，只是在战国文字研究作为学科分支成熟之后，空白才得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