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出版专著《中国的崇拜、宗教、传统》，对杨兴顺和波兹德涅耶娃的观点也提出怀疑。他说：“一般说来，试图明确地把古代中国论文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通常会遭受失败，首先因为在本体论和自然哲学范围内叙述观点通常是非常模糊的，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而在伦理学和社会政治范围内实现这种分界还很困难。”不过，瓦西里耶夫质疑的理由并不那么有力，似乎只是由于中国文本的“叙述模糊”，就注定它不能是唯物主义的。瓦西里耶夫还否定了把中国古代思想家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而采用了另一种说法：“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对立。老子就被他称为“忧郁的神秘主义者”。

1970年还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维塔利·阿罗诺维奇·鲁宾（ 1923-1981）的专著《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他把“道”解释为：“宇宙的伟大法则，神秘的起因，由它产生出宇宙并由它穿透宇宙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存在和事物。”他认为“道”对世界是内在的，既不能用感性，也不能用理性来理解，但可以“神秘地与道融合”。这个解释明显接近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Л·С·瓦西里耶夫的观点，而与杨兴顺和波兹德涅耶娃的观点相左。

鲁宾的著作最引起当时苏联汉学界震惊的是他关于道家反文明的观点。他认为：“在道家学说中，认识并不表现为高级价值。（如同在犬儒主义者那里——作者原注）……按庄子的观点，意识到文明是建立在残暴和谎言之上的人，将走进自我，积极地走向同道的融合，或者促成文明的破坏。《老子》中就是这样表现出道家学说的实践性质。”我们在前边提到，苏联汉学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儒家是反动的，道家是进步的，革命者都倾向和吸收道家思想。现在鲁宾指出道家的反文化倾向，而此时的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们正在做着反文化的蠢事。如果道家思想成了中国“文化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思想依据，这就不能不使一贯认为道家思想是革命的苏联汉学家们感到难以自圆其说和十分尴尬了。

而此时的中苏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严峻的冰点时期。就在瓦西里耶夫和鲁宾的著作问世前不久，1969年春发生了导致中苏兵戎相见的珍宝岛事件。1971年 3月底召开的苏共第24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领导人作了火药味十足的谴责。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联汉学界于1971年 11月召开了其意义相当于1947年哲学史讨论会的全苏汉学家学术讨论会（ВНКК）。讨论会论文集于1973年以《苏联汉学问题》的标题出版。

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谢耶夫在讨论会开幕词中提出苏联汉学的任务是：“……在研究我们对中国的具体政策上，特别是在恢复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的事业中，给予我们党和国家机构以实际的帮助。”时任远东研究所所长的米哈伊尔·约瑟夫维奇·斯拉德科夫斯基在其题为《苏联汉学的现状与任务》的长篇报告中，也说苏联汉学的方针是“向斗争中的中国人民伸出智力帮助之手。”这标志着汉学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路线通过这次讨论会而全面复活。

这次讨论会上直接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章是尼古拉·戈拉西莫维奇·谢宁的《中国哲学研究在苏联：总结与任务》。这篇文章在很多方面重新回到1947年哲学史讨论时由F · F ·日丹诺夫设定的观点。比如他说，苏联汉学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相互斗争的两条基本路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讨论会上许多发言对杨兴顺和Л·Д·波兹德涅耶娃的老庄研究作了赞美，但在赞美声中也有В·М·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列夫·扎尔马诺维奇·艾德林（1910-1985）发出的不谐和音。艾德林引用自己老师的话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一部可读的中国经典的译本。”这话明显包含着对杨兴顺翻译的《道德经》和波兹德涅耶娃翻译的《庄子》的贬责。艾德林在发言中还尖锐批评了由科学院院士Н·И·康拉德提出、Л·Д·波兹德涅耶娃大力鼓吹的所谓“中国文艺复兴”的提法，指出：“在（波兹德涅耶娃的）教科书里儒家被设定为在西方妨碍了文艺复兴的宗教的角色。儒家无条件地作为一切美德的标准，道家与其对抗，全然不顾总的来说在中国人的生活和观念中儒、道、释三家混合交融的情况。”他说：“我们并不是要维护儒家或者减轻他们的罪过，或者降低他们站在统治者一边、由于他们的独裁方针使中国窒息的责任。但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与儒家相对立，就把道家清洗和抬高到天使般的地位。我们坚决反对，为了同专制主义作斗争，为了为人类尊严或为人类生存而斗争，……就抬高道家同儒教的斗争的意义，甚至这样做只是为了宣布在中国有最终形成对宗教独裁的冲击的文艺复兴时代。”艾德林这种不随波逐流，坚持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