В·С·斯比林的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共鸣，А·М·卡拉别契扬茨和А·И·阔博耶夫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结构分析原则。苏联符号学派基地塔尔图大学教师Л·梅亚里在1981年发表文章《论〈道德经〉的解读》，把古代中国文本的基本结构归纳为由九个正方形组成的图阵，如《道德经·第63章》中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即使文本中九个字脱落了三个，变成：

为

为

事

无

无

味

但由于句子的平行，仍可以恢复最初的文本，即：

为

无

为

事

无

事

味

无

味

他指出，中国的哲学家们不追求在新词和概念的帮助下传达新的意思，而更习惯于把新思想表达得像是“旧的”。他们借助于稳定的概念平行实现的、与稳定的术语体系相适应的哲学活动的结果，更多的是互相制约的概念和表述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术语。斯比林概括的中国哲学话语的这一特点，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中国人的许多名言警句，确实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创建的。比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套用了古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说法；老子说的“厚德载物”，也可以被人改成“厚德载福”。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叶甫盖尼·阿列克谢维奇·托尔奇诺夫从1980年起致力于对道家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他以张伯端的《悟真篇》和葛洪的《抱朴子》为依据，尤其是《抱朴子·地真卷》提出“一”、“真一”、“玄一”的概念，认为：“这里说的是关于道的三个观点”。“真一”表示现象，一定的道；“玄一”是道本身，道的本质；而“一”，是前两者的总和。托尔奇诺夫就此把道解释为“实体——过程”，它是世界的存在原则、在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变化法则。

1983年，前苏联《亚非人民》杂志第3 期发表了讨论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问题的圆桌会议资料。这次讨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继续冲击把中国哲学看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史的观点；二是对是否能理性地解释中国古典哲学范畴展开争论。А·И·阔博耶夫在讨论会主题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不能找到一个术语，它只是物质，而不是别的东西。所谓存在（Бытие）、造物（творение）、思想的、模式的、有机的——都不能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范畴。”

А·И·阔博耶夫还注意到，在苏联汉学中存在着阐释中国古典哲学的不同方法的碰撞。他把他们划分为“结构主义派”和“古义钩沉学派”。他认为属于“结构主义派”的有А·М·卡拉别契扬茨、В·С·斯比林等人。这派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哲学是纯理性主义哲学，它是由按照某种理性主义原则互相联系的成分组成的系统。中国古典哲学的结构（其中包括文本结构）受制于理性的阐释，这就意味着，对这个体系的组成因素（概念范畴）也应该理性地解释。首先应该解释体系，然后才是成分。属于“古义钩沉学派”的有Т·П·戈里高里耶娃、Е·В·扎瓦茨卡娅、В·В·马里亚温等人。他们认为古代中国哲学的范畴本质上是隐喻的，它们不能用欧洲哲学术语来解释，甚至不能理性地解释，而只能“猜测”。阔博耶夫试图把这两种立场统一到对传统中国哲学的象征性质的综合理解上。他认为，这一哲学本身认为自己就是象征的（象），没有词语和文字能够彻底地表述高级的思想（意）。 А·И·阔博耶夫设想，中国哲学范畴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范畴，而应该把它们理解为象征。这种象征要求不同水平的阐释，其中包括隐喻的、科学具体的和哲学抽象的。从 1983年开始的俄苏老庄研究中这两种立场、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后的今天。

回顾20世纪俄苏老庄研究的历史，我们深感对现实政治需要的庸俗理解、理论上的先入之见是如何干扰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造成对研究对象的“误读”和曲解。而像老庄学说这样复杂的古代智慧的结晶，要正确地解读它，不要说从异文化语境对其进行研究阐释的俄罗斯汉学家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就是中国本土学者，也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远不能一蹴而就，用想当然的态度轻下结论。俄苏老庄研究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我们中国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和反思。但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俄罗斯汉学家在老庄学说研究中所做的种种探索与努力，还是取得了不少可资我国学者参考借鉴的宝贵成果。我们应以邻为鉴，认真吸取异域学者的经验教训和有价值的结论，把我国的老庄研究推向深入。

（编辑：凝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