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全苏汉学讨论会之后，出版了由杨兴顺主编的《哲学遗产》丛书第一卷《古代中国哲学》。由于它的出版者是科学院出版社，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权威的版本，至今许多俄国学者在研究老庄学说时还都引用这本书里的译文，其影响不可低估。

1974年，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教授阿尔杰米·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别其扬茨（汉名高辟天）发表论文《古代中国哲学和古汉语》，开始了向道家研究中“唯物主义中心论”观点的新一轮冲击。他反对把古代中国哲学派别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指出：“在汉代之前中国存在着6 个基本的哲学派别，儒家、墨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和名家，自然要把他们分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所有这些派别中都不能划分出‘精神'、‘物质'的概念，准确点说，在所有这些派别中缺少这些概念的相互对照。与此相联系，我们将这些学派中多数的最高哲学范畴‘天'理解为是‘精神'还是‘物质'？这将相应得出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哲学。很明显，这样的划分实际上是主观的。”卡拉别其扬茨还表示反对把古代中国文本看成是混乱的和矛盾的格言组合、可以任意解释的流行观点。他认为，恰恰相反，“在古代中国的文献资料中表述的基本观点带有数学公式般的准确和简洁。”

А·М·卡拉别其扬茨的观点在当时比较孤立，但从他以后，俄罗斯老庄研究开始分化，出现了以下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老子和庄子是唯物主义者。坚持这一观点的有杨兴顺、Ю·Б·阔兹洛夫斯基、В·Ф·费奥克金斯托夫、Н·И·康拉德和В·С·库里克夫等。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复述杨兴顺和波兹德涅耶娃的论点，但也有一些自己的新意。如维塔利·费多罗维奇·费奥克金斯托夫认为老子学说是带有自发辩证法成份的朴素唯物主义，这导致后人可以在唯心主义精神中解释道家的个别观点。

第二种观点：老子和庄子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又不直接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Л·С·瓦西里耶夫、И·С·李谢维奇等人。伊戈尔·萨莫伊洛维奇·李谢维奇（1932-2000）不同意把“道”解释成类似于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的“物质”，而倾向于把“道”解释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所说的使“物质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的“本体”，也就是“本质”。在他1979年出版的专著《古代与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中，引用阿列克谢耶夫1916年在《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中对道的解释之后写道：“可能，В·М·阿列克谢耶夫为说明“道”而使用的‘实体'（Субстанция）一词，导致后来的一些汉学家试图在思想上把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同‘物质'这个范畴等量齐观。这个企图的徒劳现在在苏联汉学中已经普遍承认。但是，这种情况说明，很容易提出把不同文化的全然不同的概念生硬联系的具体材料。但它不能妨碍‘道'的不可理喻性的基本论题，众所周知，它是无论我们的理智还是感官都无能为力的。”李谢维奇指出：“古代中国人关于直觉是掌握道的惟一方法的观念，很少适合物质的定义。”

第三种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概念完全不适于中国古代哲学。持此观点的有А·М·卡拉别契扬茨、А·И·阔博也夫等人。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师阿尔杰姆·伊戈列维奇·阔博也夫（1953 —— ）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论哲学史研究中语文学分析的作用》中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些人采用相同文献的相同论据，而又在解释上相互排斥，导致最终走进死胡同。”他认为，中国哲学文献“从一方面已经缺少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而从另一方面，必须现实地采用方法论的理论理解。”必须“呼吁清除内容阐释中的歪曲。”他还表示反对1971年全苏汉学学术讨论会的方针，尤其反对从所谓与毛主义斗争的需要出发来确定哲学研究的原则。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所谓与毛主义斗争的政治任务在苏联逐渐淡化。同时，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在70年代兴起方法论热潮。加之此时汉学队伍中50年代出生的一代新人走上了学术舞台（如 1950年出生的В·В·马里亚温、 1953年出生的А·И·阔博耶夫和1956年出生、 2003年不幸逝世的Е·А·托尔奇诺夫等人——笔者），老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不再把“道家哲学的基本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而转向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道家文献作文本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多角度、精视点、深层次、具体化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Т·П·戈里高里耶夫、В·С·斯比林、Е·В·扎瓦茨卡娅、В·В·马里亚温、Е·А·托尔奇诺夫、Г·Э·果洛霍娃等。

1976年弗拉季米尔·谢缅诺维奇·斯比林( 1929-2002 )出版专著《古代中国文本的结构》，试图用结构方法在中国古代书面文献中揭示出有条理的文本形式。他的理论是建立在对1976年之前所有中国古代文献西文翻译的怀疑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用直线文本翻译不是按直线原则建立的文本，在原则上是不能完全相符的。”他把研究文献的结构看作是理解古代中国思想的方法和主要源泉之一。他指出，一些没有使用结构分析原则的研究者，把自己的解释建立在这个或那个供分析的文本片段的组合上。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组合可能是不同的。在一个片段中，没有结构上下文的联系，不可避免地会被解释成多种多样，最终这种解释主要反映了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和具体观点。

从文本结构分析的原则出发，斯比林得出对道家基本哲学范畴“德”和“道”的如下理解：“德，这是图表（道）上的点（或一些点）。图表具有抽象的功能，它可以被解释为各式各样的具体万物。 ”因此，他把《道德经》的书名译成《关于图表和成就的经典》。“道”和“德”被斯比林解释为数学术语，他说：“数学在中国哲学形成的过程中具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正是由于它带来了合理论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