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鲁迅是对新马华文文学影响最大、最深和最广的中国现代作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鲁迅对新马华文学的影响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具体地讨论鲁迅对新马文学的影响将是一个庞杂繁巨的课题，本文只拟按年代顺次梳理新马华文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解及接受的大略轨迹，并概述他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新马华文新文学的源起，是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方修先生认为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它渊源于中国文学，且属于同一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渐渐地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1］(p8)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其创作手法和思想高度，均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仍可以“世纪冠军”冕之而少有异议。［2］(p1)鲁迅并没有来过新马，但他对新马文坛的影响却巨大而持久，用章翰先生的话来说：“鲁迅先生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作家。”［3］(p1)与其影响相对应，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研究亦起步较早、用力较勤、影响较大和成果较丰。本文将按年代顺次梳理新马华文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解及接受的大略轨迹，并概述他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A.二十年代

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它以悲怆的格调和写意的笔墨，抨击了全部旧中国历史和整个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概括和寄托了中华民族的血泪和希望。［4］(p160)鲁迅的所谓“寂寞的悲哀”是久而有之，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5］；既不是“主将”，他似乎也不在“前驱”之列；到1926年编选《彷徨》之时，因先前的主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影响到他——两间之余卒——就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6］(p456)，只得“荷戟”独自“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7］。心境灰冷若是，《彷徨》忝列“乌合丛书”，自在情理之中。

“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赤手空拳请愿的市民和学生，死伤甚众。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之后，鲁迅由津浦路乘车南下上海，再改水路到厦门，彷徨之中，分明还有一些的凄怆和仓惶。然而，厦门大学亦非久留之地，不到半年，1927年1月，他假道香港，“抱着梦幻”抵广州，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从上海开始，实行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接着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说：“太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让他经验到“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8］(p10)，鲁迅借避于上海，颇有退隐书斋，埋首著述之意，其时已是1927年的10月。可是，在上海，等待他的依然是“苦境”；仅三个月后，他就成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左翼文人集体讨伐的“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9］(p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