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二十年代的鲁迅虽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的创作无可争议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0］(p125)，甚至让文学革命的主帅陈独秀都“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1］(p258)，但其生活劳顿奔波，其创作思想和成就亦惹非议，他的境遇，用“颇多坎坷”来表述，应不为过。那么，在新马，鲁迅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总的来说，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鲁迅是寂寞的。

1926年4月的《星光》周刊的第46期上，由南奎执笔所写的《本刊今后的态度》一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的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祈求。……这样黯淡的星光，这样微弱的呼声，思想是这般的幼稚，文字是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会的如许的同情，我们那得不努力，那得不兴奋，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这暗淡的光，照澈这阴霾的宇宙，那得不使这微弱的呼声，惊醒酣睡的人群？［12］(p60-61)

显然，最早发表在1923年8月21日的《晨报·文学旬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已最迟在1926年4月传到了新马，引起了新马作家的注意，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上段引文中的“呐喊”、“酣睡”，还有这“人群”，都令人不禁想及鲁迅的《〈呐喊〉自序》，而且，这文字里，这情绪中，也分明藏有鲁迅的影子。根据笔者手头搜集的资料，我推断这是鲁迅与新马新文学的首次的“影的接触”，其时是1926年4月。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论及了不少中国作家，但“鲁迅”二字出现时，已是上卷的第311页，马华新文学也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

……这是一位署名“陵”的作者提出的。他写了一篇《文艺的方向》，说道：

“……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青年的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几年来的中国文艺，绝对没有推向前一步的铁证。本来，象他们那样过重乡土气味的作家，承接十九世纪左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东西，哪里能卷起文艺界的狂风？……

“现代文艺，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我们不当象恶魔派一样，专门描写丑与恶，虚伪和黑暗；我们不当象唯美派一样，沉沦于颓废的倾向，而不自振拔；我们不当象自然派一样，专门描写肉；我们不当象写实派那样太理智化，冷酷而没有同情；我们不当象乡土派那样太狭隘，太小气，而忽略民族精神。……一言以蔽之，我们以后，要努力建设Positive（肯定的）文学。”［13］(p311-313)

这是发表在《星洲日报》文艺副刊《野葩》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时间是1930年3月。这位署名“陵”的作者明显受了当时中国国内由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起的围攻鲁迅的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的影响，而且，其措辞、观点亦附和当时国内的围攻者的论调，如钱杏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的观点，对此，王润华教授和章翰先生都有详细肯綮之论述，我就不再赘述。［2］(p2-5)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位作者似乎并没有读多少鲁迅的作品，对其作品的理解亦较幼稚。而差不多和他同时的另一位署名“悠悠”的作者，在随后的《野葩》副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南国的文艺的方向》中，竟然将鲁迅和张资平相提并论，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恐怕已不仅仅是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