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界的大损失》（紫凤，《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6年10月22日）

《吊唁群众的导师——鲁迅》（曙明，《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3日）

《现代第一流作家鲁迅》（佐藤春夫，《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向鲁迅先生之灵致敬》（军笳，《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这样的战士》（阿生，《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集体主义旗下的鲁迅先生》（马达，《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1936年10月25日）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之父》（陈祖山，《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1936年10月25日）

《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作者不详，《星洲日报》，1936年10月26日）

《我们要踏着他走过的血路》（侠魂，《星洲日报》，1936年10月26日）

《悼导师鲁迅先生》（戴隐郎，《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

《导师·鲁迅》（英浪，《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

我相信，阅完这些纪念文章的标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晚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之时的1936年，他已确立了其马华文坛上的至尊的地位，“鲁迅神话”亦应运而生——鲁迅成了“一面旗帜，一个徽章，一个神话，一种宗教仪式”；［2］(p9)他是战士、巨人、导师、严父；他是新文学之父，中国的高尔基，普罗文学的英雄……

1937年10月19日举行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出席的社会团体多达34个；大会主席胡守愚在致词中说：我们纪念鲁迅，不在于形式上的纪念，而贵在学习鲁迅的奋斗精神。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一生不为恶劣势力所屈服，自始至终不断以最坚强的精神与恶势力搏斗，至死不渝，这是我们青年所应该学习的。［3］(p46)而1947年10月19日的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会则更为热烈，更为隆重。大会主席汪金丁在致词中说：

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当不胜悲痛，悲痛的不仅是失去了伟大的导师，而更大的却是民族苦难未过去而且日胜一日。但另一方面，今天纪念鲁迅先生又感莫大骄傲，鲁迅先生是民族的光荣，他的战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3］(p48)

在这次会议上，胡愈之也发表了演说，他强调：“鲁迅不仅是中国翻身的导师，而在整个亚洲亦然，他永远代表被压迫人民说话，对民族问题（的主张）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隶。”［3］(p46-48)

两次纪念会，相距十年，但主题、情势却是何其相似！王润华教授认为，鲁迅在新马1930年以后的声望，主要不是依靠对他的文学的阅读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而应归功于移居新马的受左派影响的中国作家与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学性的宣传。［2］(p6)他的确是看准了所有“浮华”之后的“困乏”：当所有喧嚣淡逝，鲁迅在三、四十年代留在新马的只是一尊高高在上、略显苍白的“塑”像。事实上，对鲁迅的进行过多的政治图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严肃和理性的鲁迅研究。

（责任编辑：梦里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