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交通的要道的南国，是否适合象鲁迅的阿Q正传的忍耐的文艺？是否适合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现在的文艺已由性的问题走向食的问题方面去了。因为大多数的群众都在饥饿；食的问题既得不到解决，哪里还准许你谈到性的方面。这时代是普氏与布氏针锋相对的阶段，鲁迅的阿Q正传的忍耐的文艺，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在南国都不适合。南国只有建设一种独立的，能代表南国各民族的特性的，能表现南国地方色彩的新兴文艺。［12］(p317-317)

在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在论及新文学之发端时，便已提及唐周钢鸣（第13页）、徐调孚、顾均正、严敦易（第16页）、郭沫若、陶行知、李守常、郑振铎（第26页）等一大批中国作家。而对马华新文学影响最大的鲁迅竟要迟至第258页才作为批斗和误读的对象姗姗登场。由此可见，鲁迅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不只是挨了寂寞，而且交的还是华盖运。

B.三、四十年代

受二十年代末中国国内太阳社和创造社围攻鲁迅的文化论战的影响，三十年代初，鲁迅在新马的形象几乎是负面的，这一点，从上文所引的几位新马文艺工作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团结了大批的进步作家，“左联”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堡垒。作为“左联”这一进步团体的领袖，鲁迅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广泛尊重，并影响了一大批的进步作家。

在新马，鲁迅的形象也随之改变，由落后而倾左，马华文艺界其时已有不少人视鲁迅为导师，或在写作时引用鲁迅的辞令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在分析问题时断取鲁迅的章句为准衡。这种对鲁迅的认识的急剧转向无疑是中国国内情势使然，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一些南来新马的中国作家对鲁迅及其思想的宣扬。事实上，马华作家也的确开始重视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章翰就指出：“在三十年代中期，马华文艺界不少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熟读鲁迅的书，学习鲁迅的思想和斗争经验。”［3］(p6)。而马华文艺界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实则是周扬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的余绪。尽管新马的文艺工作者之间也有激烈的辩争，但他们中的多数，是站在鲁迅一边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也基本上与鲁迅的思想一致。［3］(p8)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传来，马华文艺界迅速作出了反应，短短几天内，星马各华文报刊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以及《中华晨报》等主要报刊都编发了“鲁迅纪念专号”，以寄托对鲁迅无尽哀悼和崇高的敬意。下面是《星中日报》于10月20日在第二版刊出的对鲁迅先生逝世的报道：

名震世界之我国文坛权威

鲁迅昨在沪逝世

上周写作过劳老病加剧遂致不起

噩耗传出后各地智识界莫不悲悼

这是一篇简短的标题新闻，但字里行间，充弥的却是强烈的悲痛之情。而在其后几天赶编出来的种种“鲁迅纪念专号”，有诗歌、照片、木刻、评论和专论等等，“数量之多，内容之充实，令人感动和钦佩”。对鲁迅先生的纪念是马华文艺界纪念文艺家最隆重，最庄严的一次。［3］(p25)

鲁迅逝世后，马华文艺界对他的认识趋同，对其创作和思想崇敬有加。我这里列出的只是部分纪念文章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