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何占豪最初想用小提琴演奏民乐的目标，却并非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个人民公社初创的年代里，结合大炼钢铁这样贴合时代的题材，才是更多像何占豪这样的年轻学子，所努力追求的事情。因此，在1958年初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后，以何占豪、俞丽拿和周芷若为首的几位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首先就想到了全民皆兵和大炼钢铁两个主题进行报送，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则被当成了替补。但校党委的批复，却让何占豪等学子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孟波，最后竟然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题上划上了一个勾。

孟波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上海当学徒时，曾经参加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也曾经向洗星海这样的音乐家求教。当孟波后来却没有走上音乐创作的道路，而是根据自己的所长，选择了音乐事业组织者这样的角色。而他在后来，之所以没有同意何占豪等创作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这样政治倾向明星的作品，主要还是因为他判断出小提琴阴柔的演奏风格，更为适合向《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东方化的缠绵主题。在这方面，也可以显示出孟波在组织工作中准确的判断力，而对于规律的了解，也成为他作出这一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判断的主要原因。这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艺术类行政管理工作者的一个上岗标准。

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的过程中，何占豪和俞丽拿等人也在当时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科研般的手段作积累，也为日后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和细节的基础。

小提琴被称为交响乐中“美丽的小公主”，有着四条“会唱歌”的琴弦。不过，韦尔汉根据巴赫咏叹调改编的“G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的《摩西幻想曲》，都是在G弦单根弦上唱出动人的歌。这种创作技巧，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何启豪的灵感，并很快将二胡独有的滑指技巧，融入到小提琴的演奏中，并运用二根琴弦，在技术上解决了小提琴演奏越剧曲调的问题。

虽然创作红色题材的激进作品的想法未能实现，但何占豪还是将这种加班加点、浴血奋战的时代精神，投入到创作的过程中，由题材转化成了实质的动力。而在当时大跃进和大放卫星的时代背景下，何占豪却由于选择道路的正确，而让一切动力都用到了点子上，从而创作出了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最终问世，还可以说就是下乡牵的线、搭的桥。正是下乡，让何占豪当时可以了解民情、民生，了解到音乐学院教授的巴赫与莫扎特，和老百姓爱听的沪剧越剧这样的供需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东西结合的信念。从这一点来讲，下乡这种深入群众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知识和艺术脱离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弊端，从而真正做到了艺术和现实生活的统一。

当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创作过程中，还是体现出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集体创造的智慧。除了署名的何占豪和陈钢外，其中很多感人的旋律和唱腔，都是由当时的歌唱演员和乐师提供了素材，而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民族化，也同样是出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共同努力。和声结构的互补，一直是西方音乐相对东方音乐听觉更和谐更统一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过程中，除了保持这种西洋式的音乐结构外，更因为群策群力的成份，而让它显得更丰富、更协调、更完美。

（责任编辑：蓝田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