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平时讲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汉族文化而已，毫无疑问，这是不妥当的。在我看来，也是学术界接受的观点。我们今天的汉族，形成于公元3世纪，在这之前，还谈不上谁是汉族。刘邦未必是汉族，只说自己是哪里人。曹操是不是汉族，也不好说。也就是说，汉族的形成是3世纪以后的事。而其他民族和汉文化的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非常迷人的，其他民族为汉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最好、最多的例子就在山西。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明显，一个不明显。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与北方民族有关。在今天这样正式的场合，男性的正装是西装，早一点是中山装，再早一点应该是长袍加马褂，这是国服。在今天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有这个习惯，在正式的场合，是穿长袍马褂的，这毫无疑问，是受北方民族的影响，是北方草原民族的衣服。中国女性的国服，在今天依然是旗袍，这是旗人穿用的，是满族的服饰。这个大家可以明显感受到。还有一个大家不一定明显感受得到的，是一个成语“沐猴而冠”，说猴子洗澡戴帽子，形容一个人得意的样子。而中国古人是怎么理解的呢？比如中国古代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注意到这个成语，说猴子喜欢擦脸。日本有一个汉学家，编了一本字典叫《大汉和字典》，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它对这个成语的解释几乎一样。一个国内、一个国外，都是权威，但可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错了，都是望文生义。实际上，在古代，在南方许多民族的语言里，猴子就是叫沐猴，沐猴而冠就是猴子戴帽子，和洗不洗澡没关系。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很多。

 

　　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今天我们拥有的、为之自豪的汉文化渊源的复杂性。至于汉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就更为复杂、更为精彩，好多时候也就更加匪夷所思。当然，汉族文化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中国文化对世界其他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这是谁都不可能否认的事实。四大发明加快了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脚步。正如马克思讲的，火药炸开了中世纪民主的城堡，印刷术导致了知识的快速传播，指南针直接有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这些都不必再说了。今天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文化一开始就受到极其丰富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山西博物院有好多远古的东西，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就是放在古希腊出土的文物堆里，希腊人也不会感到奇怪；放在土耳其出土的文物里，也不会感到奇怪，不会认为是山西传过来的，说明很早中国文化就有国际性。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遗忘了，也就是说很多原本是外来的文化已经默默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记录文化、传授文化的工具，并且也会影响、反映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翻译如果错误是会导致重大问题的，这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讨。比如我们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这是从日语里引进的，是日本人最早翻译的，我们认为是国有财产，人民拥有国有财产。但是，日本学者会感到很惊讶，他们认为是共同生产的主义，当然我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个生产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早一点意识到外来语翻译的重要性，可能会更好。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很多，从语言里边可以揭示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讲语言的时候会牵涉到历史，讲历史的时候也会牵涉到语言，没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