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已经死亡的过去，是和我们未必相关的过去。历史其实是活的，历史会影响现实，历史会增加一个人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一种文化的自豪感，也会影响到一种归属感。如果山西没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就不会有山西人这个概念。历史实际是一件件非常丰满、非常生动的活生生的事实，历史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过程。

 

汉语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为之骄傲。当然汉语也不见得都是优势，现在看来，也许中国人会因为讲汉语而吃亏。我是研究印度的，印度这几年发展很快，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美国，坐在航班上，经常会看到几十个印度人，印度知识产权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国，为什么？很多学者进行各种分析，但是，我认为是语言。印度的官方语言有十几种，但通行的是英语。在印度，只要是受过教育的人，很容易和国际接轨，而外国人到印度，也很容易了解它的社会。而汉语现在不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尽管它是联合国官方工作语言。重要的是，汉语并不是汉族创造出来的，如果说汉语是汉族创造出来的，那就只能说屈原说的是外语，孔子、孟子讲的是外语，司马迁讲的也是外语。

 

汉语的出现、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就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地从其他民族和文化的语言当中吸收词汇，这些词汇就是外来语，这个过程由来已久。我们看看远古和上古的时候。上古时代的中原人（更不必说山西人），就是古代进入中原的越人、夷族人、羌族人，因此，汉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混合体，就有相当多的外来语。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牙齿，在上古汉语里，只有齿，没有牙，牙原来就是指象牙，绝不指人和动物的齿。牙就是一个外来语，不是汉语。比如钱币，最初我们通用的是贝壳的贝牞在我国出土的贝，远的来自阿拉伯、南非，这个贝字也是外来语，不是汉语。再比如蜜，也是一个外来语。再比如巫字，也是一个外来字。先秦时代有许多的词语也是非常难理解的，古代有那么多学者，也都无法理解，因为他们当时封闭意识较强。秦汉时代，东西方有很多交流，国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拿太多的重金属购买中国的丝绸。山西太原在古代相当长时期流行的语言不是汉语，而是伊朗语。比如“狮子”，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欧洲语言，狮子的“子”和小孩子的“子”是不一样的，是不能去掉的。秦汉时期大量的外来语进入汉语，多得已经不可能再去统计。中古时期，就更热闹了，是中外文化交流色彩斑斓的时期，是一个后来再也没有过的高峰时期。长安是这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长安、洛阳等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连今天的北京、上海、香港都不能比。当时，酒店里的服务员有外国人，还有白人居住的专门区域，类似于一种租界，但是和后来的租界不一样，我们是有管理权的。所以说，这个阶段，这些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是惊人的。这个时期佛教的传入，特别是佛经的翻译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持续了一千年，翻译大师辈出，这些人大都和三晋大地有关系，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宋朝，佛经翻译工作才结束。

 

在漫长的历史当中，进入汉语的外来文主要是梵文。这样的例子有几千个，很多很多。如“世界”、“宝塔”、“劫难”、“高升”、“天堂”、“地狱”、“平等”、“方便”、“报应”、“公平”、“法宝”等，甚至现在人们说的“干部”也是外来语，最早见于佛经，也不是汉语。再比如“一刹那”，也是梵文，不是汉语。“哥哥”也不是汉语，是外来语。近古时期，汉族地区的文化已经明显地高于周边的民族，传入汉语的外来语的词汇没有以往那么多，影响也没有以往那么大，实际上也还是有，只不过我们更不注意了。现在我们说的火车站、汽车站的“站”，也是一个外来语，最早叫“站赤”。还有《水浒传》里的“来得好”这个词也是一个外来语，来自于梵文，本意是表示欢迎的意思。还有一个词，是武大郎的外号——三寸丁谷树皮，就是来自拉丁语，形容一个人瘦弱、矮又苍白，并不是山东方言。现在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外来语了，因为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了。像“芝麻烧饼”也是一个外来语。在元朝时期，给我们的感觉是比较黑暗的，曾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的说法，就来自元朝。可是，元朝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黑暗，文化中有许多来自波斯的东西，比如乐器中的二胡、琵琶、箫、唢呐等等都是来自外部。这个时期，几何学已经传入我国。在明朝，随着郑和下西洋，有好多外来语随之传入我国，比如“长颈鹿”是来自阿拉伯语，“斑马”源自索马里语。“博物馆”也是一个新造的词，最早是叫博物院。我惊奇地发现山西是叫博物院，别的地方叫博物馆。还有一些是从日语里引入的词，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批判、审判、法律、传染、必要、革命等，至今生命力旺盛，我们今天已经意识不到汉语里有这么多外来语了。特别是“经济”，“发展经济”这个词在古代是有了，但不是我们今天的意思，今天的意思是一百年前从日语里引进的，翻译家严复把它翻译成“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