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0年，战国中期，正是战火连年不断，民众苦不堪言的时代。不论国家、个人，一切活动都落在皆为利来、尽为利往现实物欲功利的衡量上，列国不再维护大一统，而走向“交征利”的时代。

年近70岁的孟子，长途跋涉，从滕国到了七雄之一的魏国拜见梁惠王。那位被功利冲昏头脑的梁惠王开口便问：“老先生啊！您不远千里而来，会给我们魏国谋得很多利益吧？”孟子立即回答：“大王您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其实孟子不是不讲利，而是让谁获利、怎样获利，是“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的“与民同乐”。他告诫惠王，要做到“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这样，粮食鱼鳌都会吃不尽，木材也用不完，老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的。用新时代之语言，那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他还为惠王设计了仁政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先养君教，使人民生活安定，而且品德敦厚。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以“不忍人之心”的有无，来定人禽（人兽）之异，认为“不忍人之心”是一切道德的根源，是人的本质。

读《孟子》全书，共有三万四千多字，其中有121个“心”字，其实都是一个“不忍人之心”。人与禽兽不同于什么地方？就在于人的心性不同于兽性。具体说，就是人有“四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禽兽没有。孟子学说的根本，就是没有“四心”就不能称为人。如不发展自己的“四端（仁之端、义之端、礼之端、智之端）”，那就缺乏善性和道德。

“食色性也。”确乎，饮食男女，是人的本性。人都有本能的、自然的欲望。但人又是有灵魂的高级动物，是应该有着感知宇宙间更深刻的超越于欲望的“仁心”。人的欲望在空间上限于一己，在时间上限于一生。肉体是暂时的，情欲是有限的。假如人只为欲望之需而获取，不受人性的约束，“无恻隐之心”，缺乏道德即人性的精神支撑，追求物质欲望的最后，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