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的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把孝道放在极高的地位。很多皇帝亲自向群臣和皇子讲解《孝经》，有的亲自撰写解释《孝经》的文章，有的命人将《孝经》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唐玄宗不但两次亲自注释《孝经》，诏令天下，家家收藏，还亲自书写《孝经》，刻石立于太学。南宋时，宋高宗除将御书《孝经》赐给宠幸的臣子外，又将御书的《孝经》颁发给天下的州学。金元时，规定各级学校都要使用唐玄宗注释的《孝经》。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孝经》是帝王治天下的大经大法，极力推行。清康熙皇帝时，刻出“满汉合璧”的《孝经》。雍正皇帝时又规定儒童考试要根据《孝经》出题。乾隆皇帝为敬老大摆“千叟宴”，规模达到三千人。为了倡行孝道，各朝又制订典章法律，对不孝的行为给予严厉惩处。《隋律》、《唐律》都把不孝列为“十恶”之中。清代规定，杀死父母的，不但处以斩刑，还要毁掉其全部财产，连此人的老师和地方官也要受到牵连。在大力提倡和严厉惩处的同时，各朝又进行了极其广泛的宣传活动。一方面是表彰孝子、孝女，对他们的孝行（包括愚忠愚孝）大加宣扬；另一方面是在各种启蒙读物中，普及孝的知识，向儿童、精通文墨者乃至不通文墨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市民宣传孝道。在识字教育的《百家姓》、《三字经》中，在道德教育的《名贤集》、《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中，在对儿童教育的《弟子规》、《神童诗》中，在对女子教育的《改良女儿经》、《闺训千字文》等读物中，处处渗透着孝道。至于元朝郭居敬编撰的古代24 个著名孝子的故事《二十四孝》，更是家喻户晓。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曾说：“国家讲伦理道德才能长治久安，孝是无所不适的道德，不能没有孝。”当代中国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谈谈孝道》一文中说：“‘五? 四’以来，有些学者没有历史地对待孝这一社会现象和行为，出于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把孝说成是罪恶之源，是不对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纵观孝道传承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把孝道捧到天上或踩入地下，都是偏激的，孝道应当回归到公民道德教育的位置上来。万善德为本，而孝道又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社会才能和谐。家庭怎样才能和谐呢？我们中华民族有个传统，有个法宝，这就是尊老爱幼。

 

 

说起爱幼，我们强调一个“教”字。教字的构成，左面是个孝，右面是个反文，先学孝道，再学文化，德才兼备，才成其为教育。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是，孝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教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爱幼，就要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感恩和孝道。“从小懂得孝父母，长大报国好儿郎”。只有从娃娃抓起，加强对青少年的孝道教育，才能培养孩子们的感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合格的接班人。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孝敬的人，他怎么可能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热爱集体？长大后怎么可能回报社会、勤政为民、效忠国家呢？古人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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