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管理学说的创造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也是东方管理的经典，就像涓涓细流，汇成中国管理文化博大精深的海洋。河流奔腾难免泥沙俱下，我们应当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文化如河流相汇必然会撞击而产生曲折，我们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对诸家管理分析比较中，我们不仅可以明确道家原理的独到之处，而且可以看到道家原理海纳百川，包容大度的风范。知道这一点，对于克服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的某些缺陷和弊病，服务于现代管理是大有益处的。  

　　（一）最早的管理思想  

　　我们知道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谓源远流长，而道家的源头则上溯至黄帝，所谓黄老之学，加之孔子本来就师承老子，就是在自己的学说里还是取之老子之道。道家早于儒家是确定无疑的。长期以来，儒家成为显学、官学，而道学处于隐学、民学的地位，孔孟思想的承结，多有经典文献，老庄之学的承结却比较少见。可是，道家学说渗透到众家学说之中，寓于各派理论之中，恰恰成为道家是最早的管理思想的佐证。提醒注意要深刻理解“内用黄老，外显儒术”的含义。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正像人类思想发展史一样，从真正人类自己的文化角度而言，中国哲学是在摆脱原始宗教和天命的影响中开辟发展道路的，这正是人类理性的开始。老子从直接否定天的权威为起点，立足理性思考，反对神创论，视道为根源性的存在，把道理解为宇宙间的最高法则、总规律，从而无愧地成为中国思辨哲学的开山。道家管理思想与道家学说同时产生，它自成体系，因而复始，从道出发，也以道回归。道家管理思想内涵丰富，同时，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取之于道，便可以发挥成一家之说，同样道学向四面八方辐射、穿透，也必然会产生某些新的学说。儒、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等学说散而为众，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说黄帝和老子是人类最先发现和运用宇宙真理的创始人。

　　（二）最高的管理形态

　　“无为而治”，“不争而争”，“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些都是道家的管理方略。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经》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用现在的话来讲，道就是矛盾的统一，道的管理就是运用规律来正确认识和解决矛盾。道家的处世智慧就体现在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洞察，在这种转化中去取得最大的效率和利益。道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本，在此之下具体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应当以无为而自化，以好静而自正，以无事而自富，以无欲而自朴为原则，从而理乱求治，建立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的秩序，达到三者合一的管理的最高境界。道的管理原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老子认为人与自然失调、人与社会失序、人自身失衡，就是由于“有为”、“好功”、“有事”、“有欲”造成的。“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对于管理者说来，“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应当清静无为，顺事物自然本性而不用私意，天下方才真正可以治理好。综观中国的传统治国方法，道家的思想何尝不是时时处处起着作用，只是这种作用往往处于潜隐状态罢了。实际上，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看到道家思想起到根基性的作用。历史证明，黄帝以道的原理为指导，经营发展国家。周朝之后，至秦统一中国历经百家争鸣，交替使用各家之说。汉初返回黄、老之道，出现文景之治。唐初取道之方略，造成贞观、开元之治。治理国家必须知道、得道、循道，才能达到长治久安。但是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加之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管理的方式会适时采用兵、法、礼、义、仁、德治，或同时几种并用。无论如何，道治不仅在每一种方略中体现，而且确实是管理的最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