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崇“俭”与富民

领导者贵"慈"爱民，就能少私寡欲，崇"俭"以富民，《老子》说，"俭故能广"就是这个意思。《老子》还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治理人民和侍奉上天，没有比爱护精力更重要的了，爱护精力，就应尽早服从自然事理，这就叫做不断积蓄"德"，不断积蓄"德"，就能攻无不克。攻无不克，就具有无法估计的力量。具有无法估计的力量，就可以担负起保护国家的重任。保护国家用这个大"道"，就可以长久。这就叫做根深抵固，长久存在的道理。

《老子》讲的节俭，保护人民之精力，是针对统治者来说的，如果能这样，就能使人民富裕，国力就会增强，就能长治久安。老子说"俭故能广"，历代皇朝建国早期都比较注重爱惜民力，提倡皇家和大臣节俭，以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使民得以休养生息，日趋富裕。一旦皇朝统治巩固，皇家和大臣就骄奢淫逸，很快把积蓄的财富化光，衰败下来。汉初文景之治，是以黄老道家的思想治国，据《史记》记载，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宝，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堂堂一国之君，就因为惜十家之产，而打消建造只值百金的露台，节俭和爱惜民力，使得民富国强。据范文澜先生考证，汉初"农民得到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繁荣了".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仑里装满了粮食，库里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中国通史》）简编》）到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讨匈奴，糜费甚多，太史公司马迁在汉武本纪的述赞中说汉武帝"志尚奢靡…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赢政，几欲齐衡。"从此汉朝开始走下坡路。唐太宗之所以能达成"贞观之治"，带头节俭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曾经说："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国危，费广则税重，税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吾所以抑情损欲，克已自励"。他患有"气疾"，却坚持住旧宫，旧宫"潮湿"，不利于防治"气疾"，大臣建议"营造一阁 以居之"，他却回答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多，岂为人父母之道也。"他规定自王宫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都要注意节俭，切忌奢华。在他的倡导下，由是二十年间，风俗俭补，衣无锦绣，国得以大治，民得以富。唐玄宗即位之初，崇尚道家学说，以之治国，并亲为注疏，达成开元之治。但在天宝年间，骄奢淫逸，导致安史乱，唐朝从此衰败。

崇俭惜民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是否还有重要意义呢？有人提出，我国应当采取鼓励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应当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促进居民把几亿储蓄中的一部分投入消费品和服务市场，不应再强调节俭。这种看法值得商榷。首先，应用《老子》的"崇俭"思想要分政府和居民两个层次，对政府来说，任何时候都应当精简节约，按照我1992年出版的《第三产业经济分析》一书的观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属于非生产部门，仅管政府部门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极为重要，但它毕竟不提供某种可供居民消费的效用，因此不能把它归入第三产业。否则，政府部门的人员越多，就意味着它创造的供居民消费服务越多。事实上，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越多，它提供的强制性服务越多，反而产生负效应，加重居民的负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我国行政机构人员太多，耗费国家财政资金太大，成为成重的负担，因此大有必要提倡精简机构和人员，厉行节约，以减轻居民和企业负担，并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经济科学文化建设上。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按照"老子"的思想，政府应为其所当为，即维护国家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居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应尽力而为。为此，第一，要健全市场经济主体，关键是明确农民、小生产者、企业的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及相应的人、财、物的处理权，消除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基础：第二，彻底转变政府职能，国有经济应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除国防工业由国家独资经营外，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国有经济均应逐步转换成多元化投资的股份制企业，允许外资特别是私人资本参股，健全股份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董事长、总经理从由党政机构任命改为由股东会和董事会公开招聘。政府职能除国家公共事务外，主要是健全和监管市场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第三，加强对政府机构及人员的监督，在宪法范围内，扩大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严厉打击政府机构权钱交易，充当假冒伪黑企业"的保护伞和地方保护主义。

《老子》的"崇俭"思想对企业和居民有无意义呢？现代企业要实现最大利润和股东权益最大化，必须降低成本，我国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厉行节约是增强竞争力和国力所必须。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被称为优秀的企业家，都是从日常细微之事注意起，督导和训练职员，连一张纸都不浪费，一通电话，就可以办妥工作之积效等，这样地节制浪费，为求获取适当的利益而努力。（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第6卷79页）至于居民，引导和鼓励消费是必要的，但是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APC）已经很高，1999年分别为71、36%和78、85%，农民的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占纯收入的25%，加上生活消费支出已占其纯收入的96%，那里还有增加消费的可能；而高收入者，其边际消费倾向又比较低，因此，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普遍提高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才能扩大消费。

 三“不敢为天下先”与“为民”

"不敢为天下先"是《老子》讲的三宝之一，其实质是"为民"。这在第六十六章讲得更清楚：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说的"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用今天的话说是要领导者善于谦恭地向人民学习，了解他们的利益要求和经验，然后才能当好人民的领导。

毛主席之所以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短短的28年时间就取得全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在于他坚持调查研究，掌握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强调调查研究要有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兴国调查和长岗，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史、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最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敬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声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后来毛主席提出的"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优良做风就源于上述思想。

如果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学习群众的智慧，不倾听群众的呼声，不采纳专家的意见，靠一知半解拍脑袋决策，就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好领导。

《老子》说的"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想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后，用宋代名臣范仲淹的话说"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同志所写"为人民服务"一文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中国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才能所向披靡，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中国共产党自然当之无愧的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考察的讲话强调"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落实这些讲话的精神靠"人治"是不够的，必须有制度保证，应当扩大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民主，促使干部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按《老子》的思想，如果懂得"道"的圣人对人民能做到"以言下之"，"以身后之"，则圣人统治人民，人民不感到有负担，领导人民 ，人民不感到有妨碍，天下的人乐于推举他而不厌弃。按现在的话说，这样的领导者，人民都拥护他，他并不与人争，但是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所以他就成为当然的领导者。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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