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高层次的管理者，除了具备上述几种能力之外，还应该掌握制定决策方案本身的具体本领。

 

一是运用先进手段和掌握决策技术的能力。决策既是一种科学，是由原理、理论、体制、程序等综合而成的系统整体；又是一门技术，需要运用科学的手段，借助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现代的决策行为。作为一个决策者，应该掌握有关的决策技术，了解决策所使用的手段和工具。

 

二是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决策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选择目标和行动方案的认识过程。决策的对象，不论是社会、军事，还是生产经营，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多方面领域，体现种种属性和特点，尤其是具有丰富感情和心理活动的人的参与，更增加了系统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动荡性。了解决策对象的各个要素，认识系统本身，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作为认识过程，决策首先需要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刻的理解能为；其次需要准确的判断能力，深入的分析能力，横向综合把握整体的能力；还需要辩证思维、抽象研究，从而揭示客观事物规律的能力。此外，它还要求具备清晰的表达能力，包括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明快的写作能力，以便准确、高效地传递信息和动员下属。

 

上述种种能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实践。其中知识是决策能力的基础。决策者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视野开阔，才能综合分析，才能联想，才能发挥。

 

《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高明决策者，在当时历史的层次上，都是好学不倦、博学多才的典型。

 

在罗贯中的笔下，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他预测未来，决策定计妙不可言，真是“盖天下一人也” 。他的本领，正如他在第l09回里致曹真的信中所说的：“窃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他的知识，正如他在第46回中对鲁肃所说的：“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这些虽有文学家的艺术渲染，但也是以生活的真实作为依据的。从现有的《诸葛亮集》里可以看到，诸葛亮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兵书器械、农工计算、医卜星相等，都相当精通，多有所著述。他何以如此多才多能？在《诫子集》里写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可见，这是他长期专心致志、刻苦读书的结果。而且，他学习的指导思想是学以致用，即为了“治性”、“接世”。他不仅要做辩士，而且要做豪杰；不仅要成为博学家，而且要成为实干家。他学习的方法是“独观其大略”，反对“务于精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即不主张采取拘泥一家的纵向式方法，因而做到了涉猎广，领会深，有独到见解，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为我所用，有所创新。他在《论诸子》一文中，曾以寥寥数语，精辟地褒贬了百家之学：“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秦)、张(仪)长于弛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集》)在这里，他所评论的，既有先秦时代的老子，商鞅、苏秦、张仪，白起等人，又有稍前于他的哀帝时以敢谏闻名的丞相王嘉，还有他同时代的那个曾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字子将)，从而使他能取人之长，避人所短，成为智慧、道德的一代楷模。正是根据以上事实，《三国演义》的作者才创作了“舌战群儒”这场精彩的好戏。当严畯以挑战口气问诸葛亮“治何经典”时，诸葛亮回答：“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批驳得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当程德枢讥笑他：“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时，他痛快淋漓地斥责了那种“惟务雕虫，专于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不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小人之儒”，指出这种人“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正如毛宗岗在这里所批注：“看低天下多少文人，学土。”诸葛亮的勤学，善学，使他独步云霄，技压群芳，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