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辞章之学

辞章之学可称为文艺之学，包括文学和艺术两项。

1、文学

在清代以前，文学是文字著于竹帛之学的总称。以后，文学逐渐自觉独立。如有研究文章体制作法的“文章学”，研究文法结构的“文法学”，研究文采修辞的“修辞学”。研究诗、词、曲、赋、戏剧、小说的分别称作诗学、词学、曲学、赋学、戏剧学、小说学等。研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叫“文学批评学”。研究著名作家或作品的也可独立成学，如研究《文心雕龙》的“龙学”、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等。

2、艺术

艺术包括音乐学、书法学、绘画学、舞蹈学、雕塑学等。

考据、义理、经世、辞章之学并非截然独立，而是必须结合的一个整体，才是完整的国学。考据之学是接受和检验知识之学，由外向内，臻于至真；辞章之学抒发情意，描状自然，由内向外，臻于至美。义理之学是体，经世之学使用，替用结合，内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群社会，臻于至善。

至真、至善、至美的社会人生，是古往今来中华民族追求的远大目标，也是我们研制国学的理想和企盼。

四、学国学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对西方文化的发展津津乐道，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却知之甚少。这决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化修养问题，更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

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学术界围绕着中西文化优劣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思想派别，一个是“全盘西化派”，另一个是“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当时所有一切消极的东西，都是由传统遗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因袭的重担，为了向现代转型，必须与传统彻底决裂，全盘西化。“本位文化派”则认为，这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看法。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进路，只是在物质文明层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主张“中体西用”。这两个思想派别，前一派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后一派以梁漱溟、辜鸿铭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把这两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梁漱溟、辜鸿铭，都兼收并蓄到北大，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深入讨论，目的在于为中华文化的转型和复兴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向。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主要是学习西方的文化，但是后来收归国有，改造为清华大学，立即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致力于中西会通，这种理念宗旨是和蔡元培先生完全相通的。

当时的所谓中学，也叫做国学，指的是中国的学问。照“西化派”的观点看来，西学先进，中学落后，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所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先进与落后之比，新旧之比，时代先后之比，传统与现代之比。但是照“保守派”的观点来看，作为一种由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不仅具有时代性，而且具有民族性，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如果否定传统，与传统割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就丧失了民族的凝聚力，国将不国，现代化的事业也难以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冯友兰先生根据《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提炼出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命题，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旧邦”，指的是古老的中国和传统的文化，所谓“新命”，指的是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的事业。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中西会通，新旧整合，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冯先生的这个命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心愿，也是对五四时期激进与保守两派争论的一种折中调和。

大跃进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说了，随着中国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可是后来经济建设的高潮没有到来，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不成功的，紧接着以后也没有搞什么经济建设，而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至于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盼啊盼也没有盼到。

那个时候，我们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破不立，破字当头，只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都破掉，弄成一张白纸，才能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什么也没有画出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十年“文革”，实际上是革文化的命，“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有的传统都属于被打倒之列，孔子的儒家思想更是重点批判的对象。“文革”的灾难我们现在记忆犹新，极左思潮使得国学沉入了谷底。

到了八十年代，告别“文革”，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出现了一股以《河殇》为代表的思潮。那是一些年轻人想让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角度来批判国学，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封建、落后、反动，是现代化的最大的阻力。就指导思想来说，虽然《河殇》批判国学和“文革”不一样，一个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一个是极左思潮，但是他们共同继承了五四时期激进派的做法，联手起来，左右夹攻，来否定国学，并且形成了一种强势的话语，使得中国人一谈国学就显得封建、落后，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