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学的核心价值

为了对国学作出恰当的定义，必须准确地指出它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名词概念都有它的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它所包括的范围，内涵是指它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外延大则内涵小，外延小则内涵大，此二者大小关系是反比例的。比如人这个概念，外延极大，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它的内涵也就很小，只能说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或者能运用符号的动物。如果对中国人这个概念下定义，它的外延缩小了，内涵则要相应地扩大，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属性之外，还要加上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特殊的属性。前面说过，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外延极为宽泛，凡是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一切的学术，被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所登录的，统统包括在内，它的内涵也就不会很大，而是缩小到一种最为基本的属性，归结为一种文化精神。五四时期的一些激进派对国学的批判，往往是出于逻辑的混乱，弄不清国学的外延和内涵，他们一方面把国学的外延等同于经学、儒学，或者封建礼教，专制王权，同时又把国学本身并不具有的内涵强加在国学身上，认为全是负面的东西，必须打倒。当年梁漱溟先生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写了一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大作，对激进派的这种看法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照梁先生看来，世界上有三个大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外延包括中国所有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外延包括西方所有的文化，印度文化的外延包括印度所有的文化。至于这三种文化的内涵，则是它们所特有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哲学理念。就每一种文化本身而言，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就三种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则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可以通过世界性的交往，取长补短，会通融合。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界定国学的外延，用中国的精神来界定国学的内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激进派的逻辑上的混乱，消除了许多对国学的不必要的误解。

梁漱溟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独树一帜，那么究竟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应该来怎样界定。梁漱溟先生曾经提出了一个说法，但在当时却没有得到什么认同。梁先生为这个问题苦苦探索了一生，直到晚年还写了一本《中国文化要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一本《新原道》，副标题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冯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贯穿了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中庸”是指现世生活的人伦日用之常，“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超越的天地境界，不脱离现世生活而又追求超越的境界，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冯先生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也没有达成共识。此外还有一些见仁见智的说法，说明当时许多一流的学者都在为这个问题所困扰。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把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当作理想的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尽管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理想未能实现，仍然是始终坚持，毫不动摇，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中和、太和，也就是和谐。我们学习国学，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站在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深入体会和谐理念的内涵，并且与时俱进，进行现代的转化。进入到21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已经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千年的理想即将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由传统到现代的一种成功的转型，在传统的和谐理念中，我们加进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些崭新的现代内容。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从事人格修养，提高人文素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责任编辑：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