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种情况都是不好的，是什么呢？他说，快乐不能和万物相通的人，就不是真圣人；在这世界上，有所偏爱的人，就不是真的仁人；等待时机伺机做事的人，就不是真贤人；那么没有办法明辩利害是非的人，就不是真君子；而为名声失去自我的人，不是真正读书的有教养的人；牺牲生命而失去本性的，不是真正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去管理他人的人。那么他说，你只有把这一切，都活明白了，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坦然。我们发现这里面庄子的一种态度，就是第一不怕死，第二也绝不找死。所以这种观点，可能跟儒家有一定的出入，因为儒家讲仁人志士，可以杀生而取义，可以舍去自己的生命，而保全一个大的道理，在这里面牵涉到，在时间流程中，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态度。可以说在生命这条长河面前，儒家的姿态是烈士，道家的姿态是高士；儒家的姿态是与时间去争抢，抢出来有限的时光去建立；而道家的态度是在流光中顺应，去把握每分每秒去乐生，这两种到最终的殊途同归是什么呢？在一点上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那就是让生命获得价值（在生死的态度上，儒道殊途同归，那就是让生命获得价值——于丹心语）。

但是价值这种判读永远不同，有人的价值观更多地看重社会上的名垂青史，看重在社会坐标系上的建功立业，是个人生命付出代价也要去建立一种社会功勋，也有人更多看重的是自己内心的完善、安顿和自己道德上的成全。如果是前者，他可能在社会上在人生中不甘就多一点，而后者淡泊就多一点。其实这就是儒与道在作用于我们内心时候，在光阴，在我们拥有的相同的光阴中，呈现的不同态度。

其实说到中国人的生死，很有意思。其实中国人在死亡的态度上，很少有过于激烈的人，除了像屈原这样的人，我们能数出的很少很少。屈原为什么会选择如此激烈的一种方式呢？是因为他站在战国乱世之中，他作为楚王的同姓，这样一个士大夫，当楚国被攻破颖都的时候，当秦将白起把颖都屠城的时候，他尽管一个人流落在外，尽管还有很多国家要收留他，尽管他知道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是他知道，他的宗庙和他的国家都已经万劫不复了，他的生命最好的终结就是随着一切而去。所以其实屈原之死，即是一种殉国，也是一种无奈，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他是在自己美好的理想和不能实现理想的现实之中，被撕碎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他是我们既空前也几乎绝后采取的一种惨烈而决绝的方式处理生命的人，有更多的人在内心采用了道家的方式，也就是说看到了比生死名节更重要的事情（还有比生死名节更重要的事情——于丹心语）。

比如说司马迁，我们看司马迁的生命。司马迁在他的《报仁安书》里面，给他的好朋友仁少卿写的信里，他回顾了自己下狱、受刑整个这个过程，他说自己非常冤枉，自己这样一种被诬陷，以莫须有的这种罪名被诬陷，然后满朝文武没有人去救他，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可以选择死亡，但是为什么要活下来呢？因为他觉得有一件更大的事，就是他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记》鸿篇巨制在他手中，他会想到从他的父亲司马谈把这样一个史官的大业托付给他的时候，告诉他周公之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之后至于今，没有人能够昭明世，来把这样一个时代记录下来，传承青史，把哲学、文学打通，这样的一种义理薪火相传，传承下去的人，说现在该有这样的人了，所以司马迁说，他面对历史托付下来五百年一人的使命，他自己的态度是，小子何敢让焉？天降大任于斯人，有这么大的事情，那么宁可受辱也绝不轻生，这就是司马迁的态度。其实这样的态度，跟庄子给我们的这样生命写照，可以形成一个映衬，我们简单地来看庄子的生死观感，你会觉得他很消极，因为在《齐物论》里面，在《人间世》里面，我们看到更多的故事，是说天地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人忽而为人，忽而为鼠肝，忽而为虫臂，忽而就为很小很小的东西了，那么不是人生太落寞了吗？我们不是太缈小了吗？但是换一句话说，生命在它自己现有的形态上，怎么样是它最大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