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坛的论争很多,沈从文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不争”,他喜欢“清静”,而采取了超然的态度,常显示自己不加入的态度。他遭到过很多的批判,有许多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不放在心上,这大概就是那种“不在乎”“无所谓”起了作用。
最后他主动地由“不争”走向退出,最后放弃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今天说“出局”了。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到革命大学学习,又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来在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书写目录、标签等。后来“文革”中他自然被打倒,下放。70年代末,调到历史研究所,继续搞中国古代服饰史以及其他文物的研究。
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又正当四、五十岁壮年的创作颠峰时候,却被迫放弃了文学,来到了历史博物馆,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最普通不过的小职员,如果轮到的是自己,你受得了吗?不要鸣冤叫屈吗?不会牢骚满腹吗?
沈从文胸中自有大智慧!你看,近现代文坛的论争很多,很剧烈,沈从文有他自己的见解,他“不争”—“为图清静”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遭到过很多的批判,包括自己的朋友、战友等,有一些是有道理的,也有许多是不公正的,但是他不放在心上,而且他主动地由“不争”走向退出,最后放弃自己心爱的文学。
沈从文有这样的文学造诣却转而去搞考古文物的研究,很多人都为他可惜,但是他却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比我更好”(《在美国大学的讲演》)。这可以看到是他“不争”的心态的大概情况,而且他深深懂得“不争”未必不是好事,“争”未必就是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其实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日本、美国的许多朋友都为他惋惜。1980年78岁的沈从文在美国一所大学讲演时,说了一段话,很有启示意义,他说:“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的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变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地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点东西。”
如果我们深入地解读一下,那么沈从文是充满着智慧的,而且与老子的理念是很契合的。
他不和别人争,在别人与他争时,他既能看清“争”的社会情势,又能认识对方,看清对方,还能认识自我。他选择的是不争—退出—退得远远的—以至一直退到你不想和我争了。这是他的“不争”中的一条智慧路径。
他有两条“不争”的智慧路径,还有一条路径,是我退出与你的争,我却选择另外一条成功的道路,这就是:我退出争—我转移—我另外开辟一条你不和我争、我不和你争的道路—我和我自己争—我重新取得成功—在不和你的争中取得成功!
沈从文这样说过: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有了底子;但从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进行研究的方法,还没有人做过。
有意思的是,反过来再看看那些当年参与“争”的人,或者说那些当年“争”了、又“胜”了的人,好多人后来又怎么样呢?后来又有多少可以留下来的成果呢?这一点大家都有数。而当年“不争”的沈从文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重,因为他以他的文学、他的考古学、他的人格、他的智慧,赢得了最后人生竞争中的胜利!
沈从文在激烈的人际关系的“竞争”中采取“不争”的这两条智慧之路径是值得我们好好体味的。这里还有一个用语值得提示一下,就是沈从文把自己的这种选择称为“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为什么叫“健康的选择”?
这就是沈从文的智者之言,我们演绎一下其中的深意:
一是,“竞争”、“争”、“斗”超过一定的程度往往会不断地升级,从而使得人失去理智,人一旦失去理智,那还叫健康吗?不!那是心理不健康,人格不健康,从而还会带来生理不健康。沈从文对于近代、现代文坛上的那些“争”与“斗”,他看得太多了,他是身历其中的过来人,明察得很。再说沈从文看到,在那些“争”与“斗”中有人升了官,有人升官了再跌下来,跌得更惨,有人后悔,有人最后浪费了人生宝贵的时间等等,不一而足。各位如果再转向当下商场上的、情场上、职场上等等,不也经常看到在“竞争”、“争”、“斗”中出现许多不健康的情况吗?
二是,沈从文的选择不仅避开了人家对他的进一步的迫害,使他最后得以长寿,而且做出了新的成绩,这不是“健康的选择”吗?这是在心理健康、人格健康、生理健康下的一个选择,他选择对了!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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