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在深思：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

儒道两家向来非常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庄子对他所在的那个大动荡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始终以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发问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平？”（《庄子·齐物论》）庄子在深思：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庄子这样的发问已直接取向于对生存的意义的具体感受——苦乐——的思考。

修道境界

孔子也重视从人的身生感受的升华汲取乐意。孔子的时代是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序，个体生存的苦处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礼崩乐坏”、政道废弛，波及而出的是“仁义不施”的人伦危机。整个士阶层以其独醒的忧患意识，感叹国无纲纪。因而，孔子主要从社会道德危机入手来规划人生的社会使命。孔子对个体人生的生存体验可能不及庄子，他侧重于社会环境的整饬，并且认识到必须以个体的人生的调节来拯救世风。可以说，庄子要解决的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孔子则赋予自己以“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他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生要有意义，就要弘道践道、改造社会。对此，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此种“乐”，是人生价值的胜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