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朋友和下属的批评，切忌尖酸刻薄，更不能以恶语伤人，应以温言益语劝说，使他 “闻温言如佩玉，闻益语如赠金，口耳之际，倍为亲切。”（吴从先《小窗自纪》）同时，“君子攻（责）人，不尽其过，须含蓄以养人之愧惧，令其自新”。（《呻吟语·伦理》）还表现在背地里要“常言人长，希言人短”，（《论衡·自纪》）更不能“发人阴私”，借他人之过以市（买）名。这样，就能收到“以石击絮，两无伤焉”的良好效果。

 

“人贵有自知之明”，也是从老子的“上德若谷”思想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美德。中国有句谚语：“谦虚的人常思己过，骄傲的人只论人非。”“自私者，常道别人短；骄傲者，只见自己长。”世俗之人由于缺乏“上德若谷”的气度，局限于狭窄的自私心理，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总是不能正确地估计自己，常常自命不凡，盛气凌人。针对这种人的缺点，老子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三十三章）意思是说，善于识别他人的品行和才能的人是最明智的；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缺点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中国人历来高度称赞这种 “自知之明”的情操，认为这是人生成败的精神动力。《吕氏春秋·自知篇》指出：“败莫败于不自知。”认为人生最大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自知之明。三国（魏）曹丕针对“人善于不自见”的弊病，指出：“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此不自见之患也。” 意思是说自家的破扫帚，也视为无价之宝，人都有“不自见”的弊病，应当克服这种毛病。《唐太宗纪》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即人的最大苦恼是不知其过。 南宋陆九渊也说：“人莫先于自知。”（《陆象山先生语录》卷三十五）意思是说，人没有比自知之明更重要的品德了。现在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如 “老鸦笑猪黑，自丑不觉得”；“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见人之过易，见己之过难”，都是告诫人们要戒满戒盈，力倡“人贵有自知之明”的高尚品德。

 

老子云：“洼则盈。”（《老子》二十二章）意谓地洼空旷，故能注满积水。告诫人们不要自以为完美无缺，也不要盲目地一味追求十全十美。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进步。日本松下公司依据“洼则盈”的道理，在用人上提倡“70分的人才已足够”。松下幸之助认为，超过公司实际需要的高水准人才，他们往往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而不安心在本公司工作，努力为本公司作出真正贡献。只有那些“70分的人”则以在该公司工作为荣，竭尽全力为公司工作，并在工作中把自己由“70 分的人”变成“100分的人”。适当的公司，适当的商店，适当的工厂，招聘适当的人才，在用人上是最为重要的。不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招聘本公司不需要的高水平的人是不当的，人才的聘用应以适于公司需要为准则。

 

 

正因为圣人具有“上德若谷”的胸怀，所以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老子》六十三章）人世间，由于利害冲突，难免产生恩恩怨怨，如何对待恩怨呢？一般说来，有三种态度：一是以怨报德，这是小人的卑鄙伎俩；二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是常人的做法。这虽比“以怨报德”高尚，但它毕竟胸怀还不够宽宏大量；三是“以德报怨”，这是君子的做法。老子既反对“以怨报德”，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认为圣人应包容万物，甚至包容仇怨，主张“以德报怨”，即以恩德报答仇怨。实践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以德报怨”是一种化解仇怨的有效办法，故为历代士人所采纳。“琅琊王素好善慕义，博学深广，多见以德报怨之义。”（《襄阳耆旧传》李衡）明代洪应明在《菜根谭》一书中，指出对待恩怨的正确态度应是记恩忘怨：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杨继盛对“以德报怨”的社会效应诠释说：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有人向你说：某人感你之恩，则云他有恩于吾，吾无恩于他，则感恩者闻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说：某人恼你谤你，则云彼与吾平日最相好，岂有恼我谤我之理，则恼吾者闻之，其怨即解。“（《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清代学者金缨在《格言联璧》中肯定“能容小人，是大人”。指出“一念容忍，不但是无量德器，亦是无量福田，试看哪有不容忍的君子？”“仁人心地宽舒，事事有宽舒气象，故福集而庆长；鄙夫胸怀苛刻，事事以苛刻为能，故禄薄而泽短。”可见，宽容与苛刻是君子与小人在气象上的不同表现，也有不同的社会效应。

 

“以德报怨”虽然是一种化解仇怨的办法，但是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仇怨。“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 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人间仇怨，就必须采取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的态度，即应当像天道那样无私，“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只给予人而不向人索取，仇怨自然就不会产生。如果像税官那样，只向人索取而不给予人，仇怨，势必产生。这种办法，看起来好像吃亏，其实是不会吃亏的。这就是老子所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的道理。俗话说：“施者比受者有福”，也是这个意思。清代学者钱泳深知这个道理，指出：“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 （《履园丛话·臆论·恩怨分明》）特别是在自己得势之时，更不应利用手中大权报私仇。晋文公出逃时，他的财物保管者头须趁机将其财物卷走。而当他回国即位、大权在握时，那个不知羞耻的头须又回来求见晋文公。晋文公深知在他出走时，举国上下相当多的人都依附于反对者的一方。为了安定全国人心，他容忍了这个无耻的小人，并接见了他。这是一种明智之举。成吉思汗虽与泰赤乌部有仇，但当他得知泰赤乌部的粮食、帐篷不足时，非但没有加害于他们，反而主动地提出一块住宿，平分猎物。这一“以德报怨”的态度，感动了仇人，泰赤乌部纷纷向他投降。这就证明，宽恕别人，不计私仇，是一种避免仇恨循环相报的正确途径。

 

在人际关系中，明是非，白诽谤，乃是常人之情。而道家则主张“无辩”、“不争”的宽容态度。如何对待是非呢？金缨在《格言联璧》中主张：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是非窝里，人用口，我用耳；热闹场中，人向前，我落后这是一种“以无心息天下之争心”的人生艺术。何以息谤？曰无辩。认为“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宋朝有个名叫富弼的大臣，当有人告诉他“有人在骂你”，答曰：“恐怕是骂他人吧？”又告之：“是指名道姓在骂你。”答曰：“天下难道就没有同姓同名的人吗？”富弼并非不知道他人在诽谤他，咒骂他，只是“无辩”、“能容”而已。这种宽容态度也是一种化解人际矛盾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