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老子重“柔”，盖其方法论也，即“柔弱”之为“用”，乃因其“柔弱”而用，但“柔弱”不是目标指向，它只是标识着一种合于“道”的在世方式或曰存在状态。因此，准确地理解“柔弱”之道，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柔弱”不是软弱，在“刚”与“柔”的辨证关系中，“柔弱”的枢机乃在明知何为雄强，却安于雌柔；明知何为光亮，却甘居暗昧；明知何为荣耀，却固守卑微。二是“柔弱”不是目的，持守“柔弱”之道的目的是使自己变得真正的强大。因此，在老子这里，柔与刚的辩证关系必然与其它辨证范畴一样，在具有内在对立性的同时亦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一面。

 

　　第一，老子并非从根源上或本质上舍弃“刚强”或“强大”，老子批评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刚强”，是形式主义的“刚强”。用一种更准确的说法，老子非但不反对强，相反“，刚强”始终是老子哲学的终极追求。这种“刚强”并非形式上的“刚强”，而是实质上的“刚强”；并非方法上的“刚强”，而是目的上的“刚强”；并非现实中的“刚强”，而是趋向上的“刚强”；并非世俗推崇的“刚强”，而是具有超越精神的“刚强”。一言以蔽之，在老子哲学思想的实质，实际上乃是看到了万物由弱转强的根本趋势，从而以“柔弱”为真正的“刚强”，或者说是倡导用“柔弱”的方式来收获“刚强”。老子重“柔”的动机和目的，一是以其独特而深邃的哲学慧眼洞察到“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七十八章)的天之“道”，故而不主张以“刚强”为处世手段。“弱”既“胜强”，“柔”既“胜刚”，则我们所守持之“柔”、“弱”实乃真正的“刚强”。二是针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统治者逞强的背“道”之举有感而发。陈鼓应说：“老子‘柔弱’的主张，主要是针对‘逞强’的作为而提出的，逞强者必然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自衿、自伐、自是、自见、自彰。世间的纷争多半是由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样态所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子提出‘柔弱’的主张。”显然，“逞强”并非真正的“刚强”，以“刚强”处事不惟不是合“道”的方式。相反，它乃纷争之首，祸乱之源。

 

　　第二，老子倡导谦下不争的“柔弱”之道，但并不反对在必要时使用刚强的手段。即在纯粹方法论的意义上，老子也没有把“刚强”的意义完全抹杀。最典型的论据是《老子》第七十四章所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此章文字，古注多从老子反对统治者政令繁苛、严刑峻法的角度去理解，如苏辙曰：“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此固然不错，但若止于此，则意亦有未尽。老子是主张以“道”治天下的，“道”之能治，乃在其使民常有畏死之心，顺“道”自然而终其天年。在此一“道治”的理想境域中，君恒“无为”而民常“自治”，此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但若有个别悖“道”弃“德”、行为邪僻者，统治者亦大可“执而杀之”，则“畏死”之民必不敢“为奇”。显然“，执而杀之”乃是一个“刚强”的选项，惜乎学界对老子此一“刚强”之论缺乏哪怕是起码的关注。在笔者看来，老子倡导统治者“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但必要时亦辅以刑戮，强势作为，收刚柔并济之效。

 

　　三、刚柔并济：管理中的控制之道

 

　　显然，老子“刚”与“柔”的辩证智慧对今天的管理中合理地运用控制之道依然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启迪。

 

　　第一，在制度管理的基础上要逐步加强管理中的“软控制”，做到刚柔并济。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一开始即强调严格的制度管理和赏罚分明的控制手段，这是一种“硬梆梆”的控制手段。对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只道依赖刚性的制度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一是因为制度不是万能的，任何看似完美的制度设计都必然存在着缺陷；二是“刚强”的东西容易伤人，不但存在着制度执行中处罚不当的风险，静止的制度本身更隐藏着无法因应形势、环境、时机等的变化而使“良法”蜕变为“恶法”的可能。

 

　　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管理中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文化、价值观、情感等软控制因素，用“柔性”的力量去打动人，去感染人，去熏陶人，去塑造人。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一切生命体都各有“一套感受器系统和一套效应器系统”，而人“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还存在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因此，“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人所拥有的这个“符号系统”使人在本质上成为“文化的动物”，“文化管理”因之而成为当代管理的基本共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文化与价值观等因素作为一种柔性的力量在当代管理中几乎无处不在，并在管理实践中逐步取代传统的刚性制度管理而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