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困》卦六三之所以凶，乃在于该“屈”之时不愿“屈”，想“屈”之时不能“屈”。结果必然是自取其祸。

《周易》重视“屈”，同时也强调“伸”。《系辞传》中说：“《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是《解》卦上六爻辞。大意是说，王公发箭射击据于高城之上的恶隼，一举射中，无所不利。此爻是讲如何除去居于高位的小人的问题。“隼于高墉之上”是阴险凶狠的小人居于高位，又处在当去未去之时，此时君子若有韬略在胸，动而锄之，必然一举成功。孔子引用这条爻辞，就是要说明屈伸往来之理。“藏器于胸，待时而动”，即君子身上预藏成器，等待时机而行动，是“屈”。“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即君子有所行动而毫不迟疑，是“伸”。屈伸相感，则是“成器而动”，即先预备现成的器用然后再行动。

可见，《解》卦上六之所以“无不利”，是由于它在时机不到的时候，能藏器在身，“屈”而等待；时机到来的时候能动而不括，“伸”而有成。苏东坡说：“夫君子之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贾谊论》）欲取远而先有待；欲就大而先能忍，这就是屈伸之道。

春秋时期越国的两位大臣文种和范蠡的不同遭遇就能说明屈伸问题。此二人，尽忠忧君，经邦济世的谋略都是差不多的。但一个功成身退，做了大富翁；一个流连忘返，成了刀下鬼。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一个能伸能屈，一个能伸不能屈。史载文种和范蠡同在越王勾践身边称臣，共同帮助勾践洗雪了国耻，打败了敌人。据说勾践在灭掉吴国之后，曾摆宴庆功。群臣欢呼雀跃，喜形于色，惟有勾践面色不欢。范蠡猜透了他的心思，知道勾践不愿意把灭吴之功归于臣下。因此，暗自作出了激流勇退的打算。范蠡向越王请求退休，越王却沉思半晌，提出愿与范蠡共分越国，并强调，范将军若不遵命，就杀掉他。范蠡知道共分越国是虚，惨遭杀戮倒有可能。于是悄悄打点行装，带着家人，泛舟而去，最后在齐国做了大富豪。范蠡离开越国后，曾写信给老朋友文种，告诉他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同欢乐，劝他早离是非之地。可惜的是，当文种收到范蠡的来信后，称病不朝，也想做归隐的打算时，勾践赐死的宝剑已经送来了。据载越王所赐之剑，正是吴王夫差命功臣伍子胥自刎的那把“属镂”剑。

从《周易》的角度说，文种、李斯的悲剧，就是没有处理好“屈”与“伸”的关系。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之时，文种作为一个谋臣可以说是得时有位，因为勾践需要复仇，文种怀有韬略。而当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文种仍身居显位，就是有位无时了。因为文种忠君忧国之心不改，勾践阴险毒辣之性已彰。结果必然是时位乖离，因位而招祸。相比之下，范蠡在勾践用人之际，能够因时得位，施展经邦治世之才；在勾践如愿以偿之后，又能因时而变，谋求经商致富之道，所以总能立于不败之地。由此看来，贤明之士的一屈一伸，实在是“惟变所适”，“与时偕行”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