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论述极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而怀居，不足与为士矣”(《论语•宪问》)、“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大学》)、“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儒士们始终不渝的道德信念。荀子的“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荀子•解蔽》)表达出儒家由己达人，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强烈愿望。范仲淹将其演变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岳阳楼记》)。把这一愿望具体化了，士大夫无时不忧，无处不忧，无事不忧，明代有一副对联，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士大夫之“忧心”：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确实如此，上至天，下至人，无不被士大夫们关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彖》)。这是由儒学积极入世的主导原则决定的。天下学问，若论入世，莫过于儒家。孔子本人就是入世楷模，他活在世上七十三年，无一日不奔忙，无一日不操劳，无一日不思考，无一日不学习。孔子的学生多，老师亦多。他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他教学生六艺，自己首先精通之。孔子所教的每一门功课，都是自己先烂熟于胸，然后才为人师的，据说孔子的驭术无人可及。

 

有其师必有其徒。中国后来的士大夫从孔子那里汲取了无尽的营养。司马迁就极其崇拜孔子，作《世家》以讴歌其不朽业绩。司马迁受宫刑而不死，坚持写完《史记》，不能不说是受到孔子乐观入世的影响。《史记》杀青之后，司马迁一吐郁闷，神秘消逝，足以证明，司马迁之忍辱，完全是为了苍生，没有丝毫的利己动机。一旦大功告成，他便像一只倔强的飞蛾，毅然扑向火海。

 

孟子的入世思想比孔子表述得更具体与深刻。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孟子不主张等待王者：待文王而后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

 

孟子还提出了“舍生取义”的最高道德诉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举凡做大事者，必然事先受到老天的种种关照：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

 

无独有偶，耶稣也有类似思想：

 

你们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有一个人问耶稣：“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都是不能”(《圣经•路加福音》)。

 

孟耶所言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迁阐释过坎坷与功业的关系：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

 

张载将中国士大夫的使命总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柳宗元被贬谪，每贬到一处，都悉心观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写出一篇篇优秀游记，流传至今。

 

苏东坡一生坎坷，多次被贬谪，其中一次还险些丧命。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而且在杭州的任上还造福于民，修了“苏堤”，其堤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