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中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个文人，品质再恶，还是要保守文人底线。士大夫共同遵守的“道”往往比个人恩怨更重要。王勃与阎伯屿因文转嗔为喜就是明证。滕王阁遗址，在今南昌市，面临赣江。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滕王元婴任洪州都督时兴建此阁，故名滕王阁。唐高宗李治时，洪州府都督阎伯屿，重新加以修缮。秋日，阎都督在阁上欢宴宾僚，以显示其政德。当时王勃到交趾(今两广一带)省亲，路经此地，参加了这次盛会。那时宴会上风行饮酒赋诗(或作文)。阎都督之婿孟某，事先已暗中将文章作好，佯作即兴。王勃知道后佛然作色，遂当众起草这篇序。据《唐摭言》卷五记载，王勃当时才十四岁。阎都督开始认为一介孺子，无足轻重，所以脸有愠色，王勃开头两句，阎都督认为老生常谈，再听下去，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颇为震惊，赞叹道：此天才也，当垂不朽矣！俟王勃读毕，举座哗然，尽欢而散。

 

文人遭际再险恶，仍保持日月无私照的襟怀。前辈名分再高，也是见才则喜，如欧阳修对暂露头角的苏东坡是也。如果没有一个共同志向与使命不会产生这些佳话。

 

孔子赋予士大夫以“志”的理念。“志”是需要固守的，正如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取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

 

荀子明确表明“从道不从君”。程颐则提出服从学问而不服从权力的主张：大人当否，则以道自处，岂肯枉已屈道，承顺于上？(《伊川易传》)这一主张，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明朝李贽就彻底地贯彻了。

 

历史上反对儒家的士大夫，也都是饱读经史的，否则他没有发言权。如刺孔、问孟的王充，提倡功利的陈亮、叶适，反潮流的王夫之，喜笑怒骂的李贽等。中国两千多年历史，除了文字狱，也有自由言说的一面，尽管相对薄弱些。

 

“忧”是儒家所独有的一个文化范畴。儒家之“忧”非生理之忧，文化之忧也。文化意义上的“忧”特立独行，在调节人，提升人，凝聚民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儒家思想范畴，“忧”滥觞于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危局，孔子无一日不忧心忡忡，关注“兴灭国，继绝学，举逸民”这一大事。

 

孔子之忧超过忧国，忧民，他是忧天下，忧礼崩乐坏，忧传统沦丧，忧文化不知多从，忧他心中积郁多年的崇高理想难以实现。个人之忧影响一个民族，除了孔子，别无他例。

 

民主、自由不可谓不好，然而自由过了度，人人皆似虎兕出柙，就难以规范社会人伦了。儒家文化正好可以补此不足。儒家之忧，远远超出个人，超出民族，甚至超出国家。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胸怀，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客体世界联系在一起，生则兼济生民，死则归于大块，他们永远不会产生天下事于我何有哉的想法，也不会产生佛家“叹人世，终难定”的哀叹。中国的儒家士大夫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类。这个类的生存动机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一种崇高的理想。理想高不可及，然而实现理想的方法很具体，每一个士大夫都知道应该怎么做。荣辱得失、黜陟升迁都可以置之不顾，一旦国家有难则心如膏火，独夜自煎。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