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各家学说中，儒家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关注显然不多，儒家的生死观并没有明显的体系架构。但其创始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道出了儒家对生死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人活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弄清如何活着的道理，懂了活着的道理，死的道理也自然会清晰。儒家的这一观念与现代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正好相反，海氏认为，人只有意识到终有一死才会明白人生的意义。无论是海氏还是孔氏，无论是从生着手还是从死亡探究，都是在为人生寻找意义。可见，意义的获得对人来说是个真正的需求。

 

    　儒家没有形成如佛教一样系统深邃的死亡理论，“未知生，焉知死”，从表面上看甚至对这个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实际上，儒家学说作为在整个中华民族漫长发展的历史中最主要的一种思想形式，对国人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儒家对社会生活对人伦的广泛关注恰恰是对生死问题理性感悟的结果。这种感悟使得儒家学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教化百姓、影响人心的重要思想。儒家的这种理性的生死观，既让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又使人保持精神上的宁静、平和，不为死亡的降临所烦扰。而这些恰恰是浮躁、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所缺失的。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讲的是人与万物的共通性，草木万物都有一死，人也毫不例外。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生命的长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人生在世，只要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则生事已毕，虽死无憾，这实际上是以闻道的人文精神消除了对死亡的焦虑。孟子继承了孔子这种达观的人文主义死亡观，并将人文精神落实为道德践履，认为“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人所能做的就是使自己获得一个“正命”，正命而死，则死得其所。对生命的过程“夭寿不贰”，要“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上》)后世儒家对此感悟颇多，更能坦然地面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