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讲的既是死的自觉，更是生的自觉，正因为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死亡就可以无所谓甚至不屑一顾。……‘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如果生有意义和价值，就让个体生命自然终结而无需恐惧哀伤，这便是儒家哲人所追求的生死理想。”儒家乐生安死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一路传承了下来。如《荀子·礼论》表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这是将生死纳入作为社会和道德规范的“礼”的框架之中，生则乐生，死则安死，由是善始善终来恪尽人道。这显然是种相当积极和现实的人生态度。又如朱熹：“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备无欠缺。须尽得这道理无欠缺，到那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这同样是十分平静的叙述，当人对死亡真正有所觉悟的时候，死亡就失去了它的恐怖色调。(《朱子语类》卷三十九)

 

    　人的生命受之于自然，归之于自然，它就像智者所乐的水，从生命之源潺潺流出，当它一路前行的时候，给这世界带来了生机，当它实现了自身价值的时候，它汇入汪洋大海，在消失自身的同时，孕育出新的生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论老之将至》一文中，曾形象又很深刻地表述过这一理解，他说：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一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地河道变宽了，两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稳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能够这样理解自己一生的老人，将不会因为害怕死亡而痛苦，因为他所珍爱的一切都将继续下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适因于此，儒家极力推崇的人格理想和人生价值，在乐生安死的传统中鲜明地凸显出来。于积极的入世精神中以完善人生来坦然地面对死亡，这比较庄子神游天地的超越态度，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展示出的那一种宁静淡泊的美，正是西方人仰慕不已的东方式的智慧。

 

 

  　  儒家对死亡超越的途径有三：生理性生命的传承;三不朽的理想追求;还有对乐生安死的理解。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尽管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不同，在对死亡的理解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最基本的大众选择就是通过生命的传递，可以把后代的成长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视为生活的继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对死亡的恐惧。

 

    　儒家在这方面的理解就很洒脱，儒家主张人们不把生活仅仅视为个人的，而是认为个人化的生活径由普遍性的生命而与家庭与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最注重的就是人伦关系，重视个体在世间为家庭家族尽了多少义务。每个人的死亡过程如果都在亲人尤其是后代的陪伴下经历，对当事人将是个极其大的安慰。因为在临终前，如果是亲人在旁边，对自己在人生曾经的生命轨迹是个直接的彰显。情感的表达能醒目地传达给将逝之人。亲人的悲痛尽管引发对生命的留恋，但也是对内心世界的无声慰藉。表明自我在人生旅程中存在的情感收获。这种感受实际上来自人类最原始的目标和动力———通过宗族的延续、精神的不死，让子孙代替自己“活”下去。既然有后代子孙替自己活下去，那么我目前的死亡状态只是暂时的离开。生命还将通过血脉的传承继续下去，永无止息。生命通过血缘的绵延其实一直都在进行，由子孙后代的延续而感知自己的血脉流传，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消失，还在人间继续自己的生命。因此，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死亡的痛苦获得了某种缓和。

 

    　现代社会，当人在临死阶段，面对的都是医院的白墙、冰冷的器械、陌生的医护人员时，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而如果有亲人在旁，在家庭温馨的气氛中，当事人的感受定然不同。看着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是真的要离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存了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因为有我的离开才有了子孙后代新生命的接续，如同先人以他们的离开换来我生命的存在一样。尽管本人要失掉具体的生活，但自己的子孙还会继续下去，真正的生命是不会终结的。

 

    　因此可以说，儒家生死观在化解人的临终痛苦方面确实能发挥作用。儒家的对家族群体的认同，对父死子继的生生不息的理解，可以使人心灵上有所归依，即使不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但仍觉得可以实现亲人之间精神上的沟通和联系，感知生命传承的神奇与美妙。从而在死亡来临前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